哲学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精华。郭象哲学作为玄学发展的最高峰,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既是王弼玄学向两晋思想转折的关捩,又是玄学美学向中国大乘佛教的现象学美学演化的中介。郭子玄学虽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数千年之久,个中原因无法详尽。但可以肯定中古自然审美的发展与郭象哲学是为同一文化脉络下生发出的共同产物,这是对汉代思想文化持续解构的自然果实。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郭象的生平和著作,其次介绍了论文的选题价值和研究依据。最后梳理了郭象研究的资料,例举了截止2006年,大陆、台湾、韩国和日本等地关于郭象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和著作。第一章主要介绍了郭象“独化”哲学。首先,整体分析了郭象“独化”论,并介绍了“独化”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次,以“即物游玄”为核心,对郭象“独化”的玄理结构进行探析,梳理出一条圆融的义理脉络。再次,将郭象哲学与王弼、裴頠之学进行比较,得出郭象建立了圆融自足的“独化”哲学,彻底解决了二人在生成、有无、名教和自然等诸个问题上出现的矛盾。最后,整体评价了郭象哲学的历史地位。第二章主要阐述了郭象“独化”哲学的美学价值。郭象“自本自根”的现象实在论,必然引发审美关系的巨大改变。首先,论述了先秦至魏晋时期自然观的流变。“自然”一词被郭象哲学发展到了“物何以能如此”的位置,认识论到方法论的上升为这一时期的美学提供了形而上和方法论基础。其次,“道在自然。”(《庄子·知北游注》),郭象取消了具有创生性质的“道”,将万物的自生独化归因于“自然”。本章第二节列举了《庄子注》中144条包含“自然”的词条,并将之归纳为七义。郭氏正是通过这七种涵义,创造了圆融一体的“独化”之说。第三节主要论证了郭象哲学对“俯仰”与“虚静”的整合。“俯仰”与“虚静”,一来自《周易》,一来自道家,二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它们融合的契机来自于魏晋玄学“文的自觉”的历史机遇,其中首推郭象“独化”哲学。着重介绍了郭子玄学独标物各之“有”,将实体性的“自然”凸显,逐渐成为象征中国文人自由心境的符号,进一步建立了人和自然物象之间的审美关联。最后论述了“独化”哲学对庄子思想的继承发展,“无心玄应,唯感是从”不但为外通向内通转化打开了门径,为其认识论确立了坚实的立脚点和出发点,打开了庄子“内通”封堵的创作门径。第三章论述了郭象哲学对魏晋、南朝美学的影响。魏晋作为中国美学的转折时期,体现了主体意识的觉醒、个体理论的自觉和创作自觉。首先,探讨了郭象哲学与“寓目成咏”之风的关系。“寓目成咏”之风大兴一方面来自于郭子玄学对“逍遥”的重新定义和理解,另一方面来自于郭象哲学高标自然生命的原发精神,强调当下的直觉的精深体悟。其次,介绍了“畅神”说的历史背景。郭象哲学通过对“物”的肯定,开启了“文贵形似,巧言切状”的美学之风,为“畅神”说的出现打下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另外,郭象哲学对“理”的界定,是为“畅神”说出现对应的哲学效应。接着,介绍了魏晋文人关于“畅神”说的审美实践。最后一节,探讨了郭象哲学与“寄”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的关系。郭象用“寄言出意”的方法诠释了《庄子》一书,他一反以往学说,独标自然生命的原发精神,将物我的区分上升到了魏晋玄学的最高之地。“寄”的艺术手法于是顺应而出。郭象的“冥而忘迹”之说是“寄”的理论基础。“寄”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尔后文人艺术化个体生命状态的追寻中进一步彰显,尤其表现在山水诗、田园诗、及随后的词、曲、小说、笔记等文学样式之中。第四章是对第三章的延伸和发展。郭象哲学对美学思想的影响,必然反映到文人的具体创作之中。本章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郭象哲学对东晋、刘宋的自然审美创作。首先,郭象哲学与陶渊明诗学之关系可以表述为:陶渊明用自己的“本真”诠释了郭象独化哲学的美学意义:对个体感性生命的肯定,甘于抱朴含真的“守拙”,又表现出任自然的大化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陶渊明诗歌创作是郭子玄学一派的文学化前奏。其次,论述了郭象哲学与山水诗的关系。本节通过对山水诗的定义,山水诗与玄言诗的比较,以及“独化”哲学的分析得出:山水诗的出现与郭象哲学是一对桴鼓相应的文化产物。最后,论述了郭象哲学与禅宗美学的关系,从禅宗公案、禅机以及“妙悟”说中,我们发现了二者惊人的相似,这也更加证明了郭象哲学对中古自然审美的走向具有深刻的影响。结语,整体概括了郭象玄学的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