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处于一个金融机遇多创新强与潜在危机并存的时期,这种时代产生巨大机会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潜在危害。如美国2008年家喻户晓的次贷危机,是由于次级贷款市场的贷款人无法如约履行义务而导致的信用风险累积并爆发,进而引起大范围的恐慌,并对于全球市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在数次危机中,信用风险的爆发力与影响力被认识到,而在银行体系中也逐渐显现出它的脆弱性问题。对我国而言,国外的这一系列金融危机虽然对我国并未造成致命伤害,但值得各界警醒与重视我国银行治理结构与监管问题。目前各界对于银行治理机制的关注重点大都集聚在与绩效之间的联系上,而国内与风险之间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与信用风险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近些年对信用风险的研究上,集中于技术层面上,在信用风险评估及度量方面有较大的进展,然而特别是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信用风险关系研究中,仅有一些简要分析的文献,没有全面、系统的阐述论证。因此,本文从规范管理角度出发,研究如何有效实现信用风险管控工作对我国银行主体长远稳健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首先概括总结了目前信用风险管理与公司治理结构相关的文献,分析了目前相关的理论及研究,随即分别就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中影响信用风险管理的四个层面进行了理论分析,即:股权层面,董事会层面、监事会层面,以及激励层面;第二,按照理论分析做出研究假设,择取不良贷款率定为被解释变量,并从上述四个层面中择取相应指标定为解释变量,同时首次将风险管理委员会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进行研究,并引入了监事会会议次数、风险管理委员会会议次数作为因素研究,以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净利差为控制变量,构建基于平衡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模型;第三,择取了2007-2014年我国13家上市银行,总共为8年104个年度数据定为子样,并对所选因素开展了初步的描述性统计,随即分别就公司治理结构中影响信用风险的四个层面展开了实证分析。结论如下:股权体系层面,股权集中度通过回归显著性检验,与信用风险关系呈现负相关,股权组成中国有股所占比率与信用风险关系呈现正相关;董事会层面,董事会成员总数、独立董事比率通过回归显著性检验,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呈现负相关,风险管理委员会人员总数方面则为正相关,其会议数值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在监事会层面,监事会成员总数通过回归显著性检验,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呈现负相关,其会议数值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激励约束层面,高管持股水平通过回归显著性检验,与银行信用风险关系呈现正相关,高管薪资水平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并从治理结构角度出发,提出提高治理机制效率、增强信用风险管控能力的对策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