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正在逐年双升,这不仅降低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以及利润水平,同时还弱化了商业银行对市场经济的支撑能力。我国金融体系是一个以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为主、以发行股票和债券的直接融资为辅的格局,一旦我国商业银行发生信用危机,金融体系会随之崩塌,实体经济将会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日本一样急剧衰退。所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进行该问题的相关研究对我国银行业、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我们通常将影响某个行业发展的因素归类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本文在对微观因素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前提下,从宏观经济方面探讨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本文思路层次作如下安排,首先,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概况进行阐述,主要内容包括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的概念界定、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监督管理发展历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的发展状况及不良贷款问题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然后,从理论上讨论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和货币政策(包括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等宏观经济因素对不良贷款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并找出最具代表性和操作性的指标来量化这些宏观经济因素,为实证分析选出恰当的变量;理论部分主要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货币银行学理论以及近十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与不良贷款率的特征事实为支撑点展开探讨。接着,从实证方面分析宏观经济因素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消费者价格指数、失业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等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和货币政策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以资产负债率、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等指标衡量商业银行资产的资本结构、安全性和流动性作为控制变量,以不良贷款率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VAR模型进行实证探究,经过平稳性检验、稳定性检验、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等一系列实证分析后,我们得出了实证结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升降具有重大影响,且该影响具有周期性。刚开始时,不良贷款率随经济增长率上升而上升,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不良贷款率随着经济增长率上升而下降,如此循环下去,这是由经济周期对违约风险影响的非对称性以及我国近十多年经济增长和不良贷款率变动的特征事实决定的。第二,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变动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有反向影响,货币供应量增加,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资金量增多,可供企业借贷的资本增多,能鼓励企业加大投资生产,企业的效益一旦提升上去,自然就缓解了还款压力。第三,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动会引起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反向变动,且对其贡献率比较大。温和的通货膨胀有利于企业、农民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政府,企业受益,是因为他们出售商品的价格比工资、薪水、租金、债券利息等一些费用增长得更快;农民受益,是因为农产品需求缺乏弹性,食品价格往往比其他产品价格增长快得多。企业从通货膨胀中受益后会加大投资生产,而农民受益后增大消费支出,两者皆会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这有利于借款主体及时归还贷款。第四,失业率的变动会引起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同向变动,且对其贡献率比较大。无论是处于短期还是中长期阶段,失业都会直接导致企业的利润和个人可支配收入降低,从而影响各主体的还款能力。第五,贷款利率的变动刚开始会引起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同向变动,但是从长期趋势来看,贷款利率的变动会引起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反向变动,因为贷款利率上升意味着社会融资成本增加,筹资主体会更加谨慎借款,并将款项投入到有效项目中,从而保证贷款尽可能地按期归还。第六,商业银行自身微观因素也会影响不良贷款率的升降,本文主张商业银行保持较低的资产负债率与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例。最后为防范和化解不良贷款的对策。本文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结合国家金融监管和宏观审慎政策,向政府、贷款人和借款人等三个重要主体提出了解决不良贷款问题的政策建议。政府方面,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障利率市场化成果;升级人才培养和选拔模式,解决结构性失业困境;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强金融监管。贷款人方面,关注宏观经济变化,理性放贷;健全信贷管理机制,完善风险管理体制;不良贷款证券化,解决已有不良贷款。借款人方面,加强企业道德风险管理,加强财务风险提示;加强贷款使用调查,加大逾期还款惩罚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