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其地融汇南北，贯通东西。随着东南地区经济的崛起，安徽在明代已是财富之地，人文之薮。其文学的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层次多元化的态势。本文主要以安徽明代诗文作家为研究对象，作者广泛检索相关文献，发现明代今属于安徽的七府三州(时属南直)地方共有1071人从事过文学创作，于是根据作者所获取的大量安徽明代作家的有关资料，为这些作家撰写了小传，为95部现存诗文别集撰写了叙录，并在些基础上对其中比较重要的80馀位作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研究，希望能对安徽明代文学研究和整个明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些资料和参考性的意见。 明初的安徽作家，部分为元末遗老，部分归附新朝，成为开国皇帝身边的重要谋臣。他们都经过了元明之际的社会大动荡，文风一改元末纤秾之风尚，如郑潜、郭奎等人诗风隽逸，内涵也更加丰富。再则这一时期有不少作家本身也是享名的理学家，如汪克宽、赵、访、朱升，道学的温厚与文学的新警在他们的创作中相辅相融。 由于中央集权大力加强，加之永乐至成化年间社会政治也渐趋稳定，以“三杨”为首的馆阁名臣便掀起颂扬功德的台阁诗风。安徽作家汤胤绩身为武将，声名鹊起于台阁末流的“景泰十才子”中，其诗以奇崛豪迈而自成一家。 弘治、正德间，前七子倡言复古，安徽文学家程敏政以文与道相辅而生的观念给文坛注入了新的元素。张旭、汪舜民、齐之鸾、薛蕙等作家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七子主张，形成别样的文学风致。 嘉靖至万历以前的几十年中，唐宋派异军崛起，与前七子分树旗帜。在安徽作家中也出现了不同的文学宗尚。方弘静仍然循复古之路，汪子祜、胡松、崔涯、赵釴诸人的创作则以抒写性灵为旨归。 明中叶以后，文人结社之风日盛，文学的风尚在交游唱和之中悄然变迁。汪道昆、梅鼎祚、潘之恒等著名文学家长期活跃于文坛，成为当时文坛的中坚力量，在明代诗文转捩变革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在戏曲剧本、戏曲理论著作、小说诸方面也成绩斐然，在明代文学通俗化进程中颇具导引之功。 万历以后，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多元并起，安徽文人吴士奇、江东之、汤宾尹等人大多突破剿袭摹拟之旧弊，诗风趋于率性自然。汪汝谦、营履吉摹写景物，潇洒闲适，更多地表达自我为主的个性化情感。 明术社会动荡不安，安徽文学家中既有首鼠两端的贰臣，更有抗清爱国的志士，他们以慷慨悲歌写就了明清易代之时苍凉的社会图景。一些文人投身战场，壮烈死节，另一部分则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进入了新朝统治的阴影，成为明代的遗民。方以智、钱澄之、姚康、余绍祉、蒋臣、朱芾煌这些遗民作家也成为清仞文学的先声。 本文不仅注意对安徽明代作家的历时性研究，也注意从地域角度关照安徽明代文学的发展。本文认为安徽明代文学的发展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地域文化的交融、科举制度的变迁和商业的崛起三大因素。安徽境内形成的徽州、皖江、淮河三个文化区域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徽州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为南北文化交融最为充分的地区，文学也最繁盛。皖江流域的安庆府、池州府、宁国府也因相似的环境因素成为文学家辈出之地。北部的风阳府地势坦夷，战乱极易波及，文学发展便大受影响。 明代中期，皖江流域和徽州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很多作家与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其本身便有从商的经历，因而这两大区域文学的平民化趋势日益明显。另外，明代士子的科举之路日益艰难，大部分生员仕进无门，只得另谋出路，这又带来了山人、布衣群体壮大。弘治、正德以后，不少安徽作家如程诰、陈有守、汪淮、方承训、黄奂等人都因场屋失利，转而成为草野之士。于是，挥洒人性的山林文风在安徽便逐渐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