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对国外思想资源的接受中,对浮士德精神的接受是相当典型的。浮士德的一生展现了个体生命不同层面的疑惑和追求,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人所共有的问题。“浮士德精神”是指诗剧《浮士德》中主人公以其立身行事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本论文借助史料文献,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以接受美学为理论支撑,通过对浮士德精神在中国百年接受史的梳理,探讨不同时期接受者对浮士德精神的不同阐释,展现浮士德精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演变状况,探寻对浮士德精神的不同理解与接受状况背后的文化原因。通过浮士德精神的百年接受史这一个案,进一步探寻“西学东渐”和东西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国内对浮士德精神的接受可根据不同的特点大致分为五个时期。1878年到1915年歌德和《浮士德》以其在西方的重要地位引起了国人的注意,是浮士德精神在中国接受的先声。1915年到1930年五四运动使得外国文学在中国流传更广,伴随着个性解放的潮流,浮士德精神主要被理解为追求主体觉醒的精神,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又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郭沫若为主要代表。1930年到1937年随着歌德研究的深入,浮士德精神也具有了更多的内涵:宗白华从艺术人生的美学角度出发,认为浮士德精神是一种内在精神世界的探求和外在物质世界的探险在审美意义上的高度统一;梁宗岱则以诗人的角度认为,浮士德精神就是在诗性的生活中不懈的寻求真理,享受人生的精神;李长之作为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批评家,他认为浮士德精神是永不言弃的青年精神。1937年到1978年间,由于抗战和文革的影响,歌德研究趋于沉寂,郭沫若等人远离浮士德精神,但也有学者如陈铨、冯至将浮士德精神作为宣扬抗战的武器和渡过苦难的精神支柱,陈铨认为浮士德精神是狂飙时代的思想内核,是重塑中国锐意进取的国民精神的榜样;冯至认为浮士德精神是否定促进肯定,肯定战胜否定的精神,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概括。1978年至2015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浮士德精神在中国的接受进入了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对其的现代主义反思和后现代主义解构。前者以张辉对浮士德精神新的美学解释为代表,他认为浮士德精神是解决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良药,是在断念基础上追求生命的价值的精神。后者以吴建广、孟京辉等人为代表,认为浮士德精神反映了人性无止境的贪欲。梳理百年来浮士德精神在中国的接受,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交流构建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内容与气魄,对中西文化的差异乃至社会思想发展演变规律的研究,对反思历史,观察当下,构建未来都有重要意义。(由于资料收集问题,本论文研究仅限于大陆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