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际(12641314)社会剧烈动荡,对词人及其创作、词风的变化和词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乃至本质的影响；几个政治实体的消长及地域文化背景下,若干相对独立的词人群体及其互动构成了特殊的词坛格局。本文选择地域文学和群体研究相结合的视角,除了有对易代文学和地域文化探索的意义,还考虑到关于此时词坛的研究不仅关涉其在整个词史中的地位与价值重估的问题,也是我们重新审视元词的需要,对世变与词学发展关系的探讨也有一定意义。文章试图通过对这一时期词坛格局构成及流变的综合考察,以及不同词人群体间个性与联系的对比分析,从较广阔的视野勾勒这一时期词坛样貌,使一些以往被边缘化的词人得以重新阐释,并试对其群体性的存在、特征和交游方式作较全面的展现,以期获得易代文学分析模式重构的意义及深入研究的可能。本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附录“宋元之际词人年表初编”构成。在展开具体的词人群体论述以前,从文学研究的地域视野以及研究使用的地域概念标准的界定入手,在分析宋元之际词人地域分布及其特征的基础上,认为宋元之际词坛格局的演变主要表现为南北词坛逐步从对峙到融合的递变过程,并以公元1276年元兵破临安为界,大致分前后两个阶段,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地域性和群体性特征,即以地域为基础,形成了河朔、两浙和江西三大词人群体。以大都为中心活动的河朔词人群大体以元世祖至元中期(1286年前后)为界分前、后两期活动,在群体构成、交游方式与词作特点方面都有所不同。前期词人主要源自真定、东平路和忽必烈藩府。他们之间交游互动,在其周围逐渐聚集起伴随统一进程入仕或活动于大都的词人群体。后期词人因在南北词坛融合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分为以刘敏中、刘因等为代表的继承传统河朔地域“北宗”词风的词人和在南北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张之翰、程文海等南派词人,实际上成为了以台阁词人为中心的群体。文章在对具体词人、词作及交游情况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其群体心态和特征,认为经世与行道几乎是河朔词人共同的选择及学术和人生价值取向,对群体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表现出易代士人心态的复杂性,以及明显的松散性和包容性的群体特征。两浙词人群分别以周密、张炎、仇远和唐珏、王英孙为中心形成了围绕杭州和绍兴活动的两个亚群体。他们围绕西湖吟社的活动互动往还,形成了群体网络。群体内部活动以西湖吟社为中心,分前、中、后三期进行,分别有其核心人物、组织者和活动主题；杭州和绍兴两个亚群体之间,如王沂孙与周密、张炎等人的往还也十分密切。群体外部活动则与江西词人群相对交往较多,并以词人个体分别活动为特点,尤以汪元量和张炎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较大。在互动中两浙词人群体形成了共同的群体特征,表现为生存状态的趋同性与复杂性并存、对晋宋风味的追慕和博学多艺的雅士性三个方面。相对来说,较能体现其创作特点及其在词史上独特地位的词作大抵有两类：一、独具特色的咏物词,这类词作以《乐府补题》为代表,尤其是宋亡之后的词作精于选物,刻意求工,寄意深沉,词旨隐秘,使借物言志的文学传统在词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二、残蝉尾声的时令词,在暮春之恨与秋日之思中展现了浓厚的时代特征,体现了隐含在今昔对比中的留恋和忧惧之情和大多词人遗民身份体认下的特殊心态。关于江西词人群历来研究者颇多。本文主要着眼于通过对其群体构成和相互关系的审视,探讨其不同于两浙和河朔词人群体的特点。宋元之际的江西词人围绕文天祥和刘辰翁形成了以庐陵为中心活动的群体交游网络。在群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节义观念下抗争与隐逸的趋同选择及部分入教书院的词人心态的复杂性产生了重要影响。江西词人在三大群体间地位特殊。就其词作观之,在词坛南北融合的过程中,既有与河朔地区可互为参照的对稼轩词风的接受,又继踵周、姜而别于两浙。其词气类相感,关乎世变、存史记事而情感的表达力度不同；清新典丽、娈婉曲折而少雕饰刻镂之病。在对以地域为基础的三大词人群体详尽分析的基础上,再来审视宋元之际的词坛格局,可以发现：一、宋元之际的词坛格局在封闭与开放之间体现出了鲜明的特点：以地域为基础的相对独立的词人群体成为词坛格局重要组成部分和创作主体。词人群体共时同源、互动递变,词坛重心落在南方,成为其时词坛格局形成与演变的外在表现。伴随词坛由南北对峙到融合,词风从未融合而渐即于融合,成为词坛创作的总体倾向。二、以雅俗视角观之,不论从历时视角自文体内部考察自词体产生以来的雅俗流变,还是以年代为横断面从共时视角审视文体之间的发展状况,宋元之际词坛在雅俗冲撞中都处于特殊的位置。在南北词坛交流融合的基础上,终以归于雅正完成了自身品格的定位。三、以世变与词风正变论,宋元之际的词人从创作实践到词学理论,使词之美感特质得以深化,经由世变为词史观念的形成导乎先路。词人主张抒写性情,以词存史,重视词脉传承。既成为宋金词优雅的谢幕,也开启了元词,并对清代词学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