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安徽省G村为个案考察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后的边缘化现象,聚焦于回答“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回农村”的提问。将该群体的研究置于农村社会场域之中,试图重新认识农村中的农民工群体,梳理其与农村的结构互动,理解其与农村的心理对话,从而探究其在“结构—心理”重构下的边缘人身份。在城乡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同扎根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自身呈现较大差异,其成年后的生命历程一直处于“进城—返乡”的周期性流动中,因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需要看到其嵌套在不断地“进城—返乡”流动中所呈现的城乡之间复杂的多元联系。本文认为,在经历了对传统乡村社会的“脱离”,以及对城市社会生活的市民化体验,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将农村社区作为认同对象,在返乡后表现出心理上的不适即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以及结构上的边缘困境,从而形成边缘人格主动疏离乡土社会。本研究以“结构边缘—心理边缘”的分析框架从结构和实践两个逻辑层次来解释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后的边缘化现象。结构边缘形成的起点是行动者所处社会情境发生的转变即情境变动。笔者将新生代农民工涉及的情境变动划分为两类:渐进式情境变动和突发式情境变动,前者对应的是时间维度上农村自身发生的长期渐进性变化,主要包括农村内部联结的减弱和生产结构的转变;后者对应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经历了长期的城市生活体验后返回农村所面临情境的突发性变动,包含个体社会角色变化所引发的角色紧张、文化情境变化所造成的文化冲突以及城乡之间资源差异三方面内容。当新生代农民工不能调整自我来面对这种情境变动时,则会在返乡生活中产生对抗或不适,进而促使个体陷入结构化边缘之中。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后边缘人格形成的考察则涉及微观行动者的实践逻辑,其边缘人格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参照群体的改变形成的心理矛盾;第二,同辈群体缺乏形成的心理失落;第三,集体压力之下的心理不安,边缘人格的形成使个体处于长期的焦虑和不适当中,从而引发心理边缘。情境变动会造成行动主体身份和外在环境的变化和冲突。一方面,这种变动冲击了新生代农民工长久以来积淀而成的惯习,使其行动逻辑发生改变。而因情境变动所塑造的边缘情境又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新的情境条件,使其创造性地采取应对策略;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行动会持续维持或改变自身所处境况并反作用于社会结构,成为后续活动的条件,同时个体对于所处情境的理解和社会适应水平的差异决定了其是否陷入边缘困境之中。综上,返乡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现象可以看作是结构边缘和心理边缘互构的产物,是社会适应的特殊类型与结果,是在长期的边缘化进程中,结构性和能动性相互交织实现了边缘人的生产、复制和再生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