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刑法理论日盛，反思与质疑声音也不绝于耳。诚然，一种理论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自身的合理性论证。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必须经受正当性批判之考量。为此本文立足法哲学立场，择取法教义学体系中法益、罪责与刑罚三大范畴作为行文铺陈之论域，逐一进行审视与探究，并在必要时辅之以德日风险立法现状评析。　　首先通过本文引言与绪论（本文第一部分）针对风险社会背景知识叙述、风险刑法理论脉络梳理，从哲学本体论等方面评析了风险刑法理论体系内在逻辑矛盾、外在理论定位混乱以及根本上与自由法治国抵牾等宏观批判要点。本文认为目前刑法理论之“风险化”发展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论者多局限于刑法学学科内部进行讨论，单纯强调刑法之“风险化”演变趋势并不能形成真正应对之策。相反，必须经由各部门法律体系间相互协调、各自分工明确，方为科学解决之道。　　其次针对法益概念史的重新界分与考察（本文第二部分），结合刑法理论（教义学体系）与（刑事）政策之间定位问题之概要揭示，得出风险刑法理论的法益概念愈益空洞化、精神化之发展趋势以及其目的工具论之于刑法法益理论发展的影响，尝试提出“综合主体概念”等理论努力。概言之，本文针对当前法益“机能化”趋向背后片面强化社会控制理论之做法表示质疑，其中潜在侵犯人权之虞必须予以警惕。　　再次以人本主义范式为视角，逐次检视罪责社会化与刑罚功能化趋向的深层原因（本文第三、四部分），认为正是唯规范主义与系统功能之影响，加之实证主义等功利考量，使得风险刑法理论愈发向威权主义和控制论立场倾斜，潜藏法治国之威胁。在相关理论比较与取舍中得出必须恪守“责任是主观的、个人的”之传统诫命，而目前所谓“社会（功能）责任”概念不符合我国刑法理论发展趋势和完善方向，同时其内在也暗含“化约论”之简单化思维，为缜密、严谨的刑法理论所不取。关于刑罚理论之“自我目的”的赋予，也不无可疑之处。通过评述当前德、日等国的风险立法现状，为我国研究当前风险犯罪应对措施提供可资参照并加以批判借鉴对象，明确指出在目前我国重刑之刑法语境下过度提倡刑罚功能化、政策化都是不明智的非理性做法。　　最后立足以上各章分析（本文第五部分），在归纳总结基础上，得出若干基本结论，并以指出本文可能（包括事实上）存在的不足之处结束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