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与《新唐书》都是记载"唐有天下几三百年"的官修正史，二者都为古今唐代文史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是二者对唐史的记载也存有许多的差异与讹误，必须"详辨而慎取之"。本文主要是从"文史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入手，以五代、北宋"史臣本位"为问题考察的立足点，具体探讨两《唐书》采摭韩愈古文入史的考量因素，对比观照两《唐书》文史观的"文体观念"与"史料甄选"之异同，深入辨析两《唐书》在中唐至北宋中期的"骈散文体之争"所扮演的实际作用，较全面的、准确的把握本阶段文史领域的发展脉络，进而拓展对中国文史学科交叉运用的宏观视野。　　本文由"导言"与"正文"两个部分组成。"正文"共分四章。　　在"导言"部分，首先对两《唐书》文史观比较研究的现况及本文撰写计划的构想作了简要的概述，着重指出其中需要进一步辨析的问题。本文认为，关于"两《唐书》史臣之研究"是个值得予以充分发掘的学术空间，尤其是对五代"武夫政权"的政治、文化环境与《旧唐书》史臣的相关著述、创作之综合考察，欧阳修、宋祁的文史思想之异同对《新唐书》纪传部分的不同影响等，是本课题研究必须正视的重要前提。虽然两《唐书》之纂修是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二者都处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发展历程之间，史臣又多处采摭韩愈、柳宗元诸人的古文入史，这种时代的"机遇"必然给予研究者对两《唐书》的文史观与古文运动之关系有着种种的理解与诠释。并不否认，史臣采摭古文入史的纂修方法可能将对后来的古文运动之开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本文较为关注的是:史臣是否亦基于同样的考量而采摭古文入史？还是基于史料甄选的需要？抑或个人的文学偏好？因此，本文认为，必须就史臣采摭的具体篇章及其在两《唐书》纪传中扮演的角色，予以明确的辨析，始能取得较为坚实可信的结论。　　第一章主要从刘知幾、章学诚、程千帆对"文之将史，其流一焉"与"以文传人"的理论诠释入手，探讨在唐代"文学向史学领域靠拢，史学范围的进一步扩大"的时代趋势之下，两《唐书》史臣对纂修唐代历史的取材准绳与对韩愈"韩文"、"史笔"的褒贬依据。本章首先辨析韩愈"古文"的内涵、外延及其与科举时文、戏谑文字的关系，认为韩愈专意于"韩门弟子"的应试文章对推广唐代古文运动密切相关，说明韩愈古文与科举时文并非截然对立。两《唐书》采摭韩文主要体现在"列传"部分，约可概括为"明采"与"暗采"两种情况。从两《韩愈传》采摭的韩文篇章、篇幅基本相近来看，两《唐书》所谓的"韩文"或"文章之甚纰缪者"，皆各有所指，应当具体辨析。所谓的韩愈《顺宗实录》"颇为当代所非"只是反映出"当代"的看法，两《唐书》对它仍多有甄选采摭，宋祁更藉此抒发"乃知为史者亦难言之"的史官感叹。虽然历来对韩愈的"史笔"较多争议，但其《顺宗实录》仍是重要的唐史素材。　　第二章讨论两《唐书》本纪部分对《顺宗实录》的取材。虽然欧阳修倡导北宋古文运动深受韩愈的启发，但在纂修《新唐书》本纪的过程中，欧阳修并未将采摭韩愈古文作为主要的思考，对《顺宗实录》的取材也较少。欧阳修"本于经学见解"的史学观与宋祁、《旧唐书》史臣的史学观点都有明显的不同，而且，在史学与经学不同视野的考量下，两者对"顺宗新政"的记载亦详略有别，取舍各异。相反的，《旧唐书》史臣对《顺宗实录》的取材较多，在本纪"史臣曰"部分，则又两处直接引录"史臣韩愈曰"、"史臣蒋係曰"，以作为史家的代言词，本文认为，此举虽难免文体相错、义例不辨之讥，但这也是一种"两全又两难"的抉择。　　第三章以韩愈《平淮西碑》为研究的重点。首先从汉魏六朝碑志辨体的角度，辨析唐前碑志与史传的关系，探讨从唐前史家的不采碑志到两《唐书》大量采摭张说、权德舆、韩愈诸人的碑志及韩愈"以史为碑"的意义。本章也讨论唐人对韩愈《平淮西碑》"文成破体"的理解与所谓"碑辞不实"的真相，韩愈、段文昌二碑在两《唐书》中的作用。《新唐书·吴元济传》全文载入《平淮西碑》，代为叙述战事，这一事例颇能说明韩愈"以史为碑"的尝试是唐代"文之将史，其流一焉"的重要标志。平淮西之役是宪宗朝的"中兴"大事，但两《唐书》对此次战役的记载方式明显不同，史臣对韩愈《平淮西碑》的评价亦有差别，本文着重指出，这与五代政权、北宋朝廷对唐代藩镇的态度及史臣的史学立场皆密切相关。　　第四章以两《唐书》采摭韩愈《论佛骨表》为切入点，讨论史臣对佛教的态度与僧人传记的处理方式。在唐代士大夫的排佛事例中，尤以初唐傅弈、中唐韩愈、晚唐萧倣、李蔚诸人为最，影响深远，但他们的排佛言论都是以傅弈的奏疏为蓝本，并未深入佛教的核心义理。在两《唐书》纪传中，史臣对士大夫的排佛奏疏大抵皆采摭不遗，亦全文载录韩愈《论佛骨表》，以见郑重其事。五代政权排佛，北宋朝廷崇佛，但是在两《唐书》的载述中，史臣对佛教多持批评的态度，而且，《新唐书》史臣又尽删《旧唐书》所载的僧人传记，两者颇为异趣。本文认为，从崇佛与排佛之间的不同政治环境与文化氛围来看，《旧唐书》反映出史臣与五代政权的排佛立场是一致的，《新唐书》主要则是反映出宋祁对佛教的排斥与批评态度，并不代表北宋朝廷的官方立场。　　综合以上的讨论可知，虽然两《唐书》史臣对韩愈在政治、文学与史笔方面的表现褒贬不一，对韩愈振兴儒学的努力也有不同的评价，但在纂修史书的过程中，二者都同样大量采摭韩愈古文入史。本文认为，两《唐书》史臣的纂修方法，仍是本于"载言"、"载文"的史书传统，对唐代的史事与人物传记予以相关的史料甄选，韩愈的部分古文则具有相应的史料价值，史臣于是"采摭不遗"。虽然两《唐书》成书之后，对后来的古文运动或士人的文章创作带来了影响，但这并不能视为史臣的纂修本意，这在具体探讨两《唐书》文史观的比较研究中，必须严格的详辨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