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分析中国微观主体的行为入手，进而讨论中国微观企业在效率方面的差异情况和分布情况，并在借鉴微观生产函数加总条件的基础上，推导出了中国的总供给函数和总供给曲线，最后利用该总供给函数和总供给曲线对中国建国以来的总供给状况进行了简要分析，提出了改善微观基础是提高宏观有效供给能力的关键。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微观层次资源的使用效率，才能够提高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潜力。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着重分析了中国国有微观企业行为的渐进式变化和非国有经济的渐进式发展。正是由于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才能够使得中国经济中原来占支配地位的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保持了稳定的预期和理性的行为，其生产行为的目标函数从计划产量逐步过渡到了利润最大化。国有企业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既保障了社会供给的稳定，也保障了财政收入的稳定。这两个稳定对于短缺时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前者使居民能够得到基本生活消费品，后者则使财政有能力承担相当一部分改革成本。也正是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使旧体制之外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能够在一个税负较轻、市场竞争不激烈的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发展壮大。市场因素引入的广度和深度在逐步增强，企业之间的交易行为和交易规则也在逐步规范，市场规则一步一步走向完善。经过二十多年渐进式的发展，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并且取得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至少从当前看来，渐进式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是非常有效的，远远优于所谓的“休克疗法”。但是，目前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生产决策行为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国有企业在生产决策方面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在亏损状态下仍保持一定量的生产，这实际上是导致企业之间存在效率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章通过对微观生产函数和微观主体行为的描述，着重考察了中国企业效率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就不同所有制、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等各方面因素对企业效率差异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所讨论的企业效率既包括了劳动生产率，也包括了涵盖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综合效率。从结果看，在中国这两种效率的分布形式大体相同。总体看来，由于上述各方面的因素对企业的技术选择、内部管理、以及外部环境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中国企业的效率分布无论是在不同所有制之间、产业之间、地区之间，还是在某一产业内部，都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类似于正态分布的“山峰形”分布的特点，即非常高效率的企业较少，非常低效率的企业也比较少，大部分企业的效率集中在偏低的一侧，可将其归纳为一个用Beta分布表示的数学形式。 第三章重点讨论了与总量生产函数相关的问题。总量生产函数也可称为宏观生产函数，这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既可能是产业生产函数，也可能是整个经济范围内的生产函数。实际上，总量生产函数是微观生产函数的衍生概念，由于其实用性和简明性，已经逐步确立了在现代经济学中，尤其是现代增长理论中的核心地位。但是，总量生产函数也受到了很多质疑。尤其是罗宾逊夫人关于资本度量问题的诘难，更是动摇了总量生产函数的基础。因此，从索洛开始，就面临着为总量生产函数构造微观基础的问题。本章着重对加藤(Sato，1975)等人应用效率分布的方法实现从微观生产函数到宏观生产函数的加总，以及生产能力密度函数适续性和可积性的条件等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这些都将成为推导总供给函数和总供给曲线的方法基础。由于讨论的是短期总供给的问题，本文避开了资本的加总问题。 第四章在综合前三章结果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总供给函数和总供给曲线进行了推导。总供给函数表述的是总产出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作为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模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的总供给分析，是以劳动力市场均衡为基础，推导出总供给函数和总供给曲线的，这与推导总需求曲线时所用的产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在方法论上完全不同，应当视作其逻辑缺陷。此外，也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对总供给函数和总供给曲线的推导思路，就是从微观企业的供给函数推导出宏观的总供给函数，但是，所用的加总方法也仅仅是简单加总，并没有考虑效率分布的情况。本章简要介绍上述方法，重点运用由余永定(Yollgdillgytl，1994)开创的效率分布加总方法，在前面儿章对中国企业进行效率分布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推导出了中国的总供给函数和总供给曲线。该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在综合考虑要素所有者和要素需求者各自决策的基础上，在一定效率(劳动生产率)分布的条件下，利用加总方法，从微观供给加总到宏观总供给。本文得出了一条与传统形状完全不同的中国的总供给曲线。相对于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方法而言，这种方法更贴近于经济运行现实，虽然曲线类似，但是其中所蕴涵的经济运行机制和政策含义，则要深刻地多。 第五章描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化过程和总供给状况。中国工业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以前，政府主导的以重工业(投资品)为先导的工业化。此时的总供给曲线为垂直线，其向右移动的速度逐渐减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