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制度是中国证券市场特有的对出现财务异常或其他异常的股票进行特别处理(Special treatment)，在股票名称前冠以“ST”的制度，旨在向市场发出该企业存在财务风险的信号。自1989年特殊处理制度施行至今，A股市场上共有689家非金融保险业公司曾被ST处理，其中有185家(26.9%)曾多次戴帽，真正摘牌退市的却仅有95家(13.8%)。退市制度的施行不到位与ST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劣质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反复戴帽摘帽“僵而不死”，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2020年3月1日，新修订的《证券法》将逐步推进“注册制”的施行，而与注册制改革并行的是IPO门槛降低，监管愈加严格与退市常态化，对于没有真正改善企业盈利能力的“伪脱困”公司只会在不断“摘帽戴帽”中走向“退市”。只有寻求长期的实质性财务困境恢复，才能帮助ST公司真正摘除这顶“帽子”。
　　本文以1998-2014年间被特殊处理戴帽且成功摘帽的A股非金融保险业ST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ST公司的“戴帽-摘帽-财务脱困”的路径演变过程与影响因素，结合财务困境定义与“再戴帽”现象从短期与长期角度分别对ST公司的脱困状态进行判定，从而划分子样本。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实证检验了产权性质、内部控制质量、第一大股东集权度、业务重组对达标式摘帽公司困境恢复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四个指标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揭示其背后的作用机理从而建立恰当有效脱困路径。
　　研究发现，ST公司的有效脱困路径有两条：第一，在摘帽时顺利完成企业财务改善，直接脱离困境，即“ST—改善式摘帽—成功脱困”。第二，企业优先考虑以保壳为主，改善为辅的摘帽，摘帽后再自我改善从而成功脱困，即“ST—达标式摘帽—成功脱困”。本文发现改善组企业在摘帽前财务困境程度更低，呈现出一定财务优势，这可能是其脱困效率更高的主要原因。在对达标组企业进行回归分析后，本文还发现国企与非国企的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对ST公司的财务困境恢复均有显著正向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的增加也对企业财务困境恢复有效用，但该效用受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产权性质的影响。国企普遍内部制度更完善，有着更高的内部控制质量，这能有效的抑制高股权集中度下大股东“隧道挖掘”的可能。此外，业务重组从产业结构、资产重整等角度对企业进行整改，提升了企业的经营能力，不论是在国企还是非国企中均对ST公司财务困境恢复有显著正向效果。通过从短期和长期视角来综合判定ST公司的困境状态与影响因素，有助于为ST公司的脱困建立有效演变路径，也为政府对ST公司的监管提供一定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