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防卫条款于97年刑法增设之后,司法适用率偏低,适用效果不理想,适用前景更是渺茫。而近些年,从“邓玉娇案”到“于欢案”再到“昆山案”,似乎预示着我国特殊防卫条款的司法适用正步入正轨。其实,并不是说近几年来司法适用前景未向好的方向发展,只不过从整体来看适用率并未有所突破,且从局部来看,还存在矫枉过正的危险。首先,从整体上看,司法者惯于以结果为导向,轻的结果属于第1款的管辖范围,重的结果则属于第3款的管辖范围,严格划分了二者分管的界限,使得结果拥有了超然的地位,不仅削弱了行为本身的存在价值,还造成第1款与第3款形成对立局面。其次,从局部来看,即便是针对侵害行为或是防卫行为的认定,司法者往往也不能抓住问题核心,或者出现认知上的错误,从而导致认定结果无法让人接受。最后,本文立足于特殊防卫的实践问题,并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架构将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章着眼于“发现问题”与“分析问题”,第二、三、四章则主要聚焦于“解决问题”。第一章从“无讼案例”数据库中索引获取了94份特殊防卫相关案例,并选取了70份有效样本。一方面,通过对70份样本案例进行宏观数据分析,发现司法实务关注的问题,并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司法适用空间过窄;二是司法认知偏颇,判决书说理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筛选出16份“应当认定特殊防卫而未认定”和1份“不应当认定特殊防卫而认定”的样本,通过对17份样本的争议焦点进行整理和总结,发现司法实务对于特殊防卫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认定都存在偏差。最后,总结出特殊防卫司法认定在客观和主观上的三种问题,并进一步说明问题现状,分析问题原因。第二章探讨特殊防卫中防卫前提的认定。本章聚焦微观分析中得出的争议焦点进行讨论,讨论的范围包括不法侵害的结束时间与行为方式。在探讨不法侵害的结束时间时,先梳理了目前主流的观点,说明本文认同的观点,后通过“昆山反杀案”与“涞源反杀案”进行验证,并得出结论。在探讨不法侵害的行为方式时,从外在与内在两个方面剖析了不法侵害应该具备的样态以及危害程度,重点讨论了“行凶”这一行为方式,结合实证数据总结了其内涵与特征,此外,还介绍了客观情况与主观预想存在偏差的场合,且提出了解决路径。第三章主要阐述防卫人主观意图的认定。根据微观分析得出,事前纠纷的有无、互殴情节的有无、防卫工具的选择以及防卫工具的准备时间等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实务对于防卫人主观意图的认定。司法实践中大多数防卫人主观上存在伤害意思的案例都不会认定存在防卫意图,要么直接忽略防卫意图,要么对伤害故意视而不见。本文将防卫意图的认定分为“防卫意图与伤害意图分明”以及“防卫意图与伤害意图共存”两种情形,前者主要讨论了单方斗殴与正当反击的区分问题,后者则讨论了伤害故意的罪过形式以及武器不对等、事前准备工具情形下防卫意图认定两方面内容。第四章讨论的是特殊防卫中最受刑法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即防卫限度问题。首先,关于特殊防卫限度的认识,存在“有限度”与“无限度”两种看法,并由此产生注意规定与例外规定两种学说。本文建立在认同注意规定说基础上,拓展了该说成立的理由。其次,关于防卫限度学说的选择,本文认为特殊防卫限度的认识有助于帮助实务选择限度认定标准,限度认识错误那么很大可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进而,本文通过案例比较得出司法实务多运用对应说,基于此分析对应说的弊端并重申必需说的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