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诗人形象”是中国新诗早期阶段所建构的较为特殊的一类形象,不仅为新文学人物形象画廊增光添彩,而且对新诗创作和诗学建设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在引领和形塑新诗诗人中提供了罕见且独特的精神力量。但长久以来,“浪漫诗人形象”研究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因此本文在参考、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二十世纪初的历史语境,追溯“浪漫诗人形象”的建构过程,重审“浪漫诗人形象”在新诗进程中的功能和意义,以探求中国新诗之样态、诗学观之特质、诗人之个性得以形成的某些契机或因由。为达到本论文的研究目的,笔者将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讨论新诗开端初期国人对“浪漫诗人”的接受与选择。采用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以梁启超、苏曼殊、鲁迅等人对歌德、雪莱、拜伦三人的译介历程为例,梳理“五四”之前“浪漫诗人形象”在中国的零散接受与建构,探讨其特点、类型及背后的成因等。这一时期的建构虽散乱但不盲目,选择的“浪漫诗人形象”凸显出“英豪斗士”的一面。第二章考察早期“创造社”对“浪漫诗人形象”的瞩目与建构。“浪漫诗人形象”的建构以“创造社”为主力,创造社选择“浪漫诗人”作为榜样诗人,与其诗学追求有资深关联,受期刊的发展、同人间的友好关系以及殖民背景下的多重影响,通过刊物创办、同人译介等多种建构活动和方式,决定创造社对“浪漫诗人形象的建构”在侧重天才论、个性论的同时强调浪漫抒情和革命反抗精神。第三章捕捉同时期多样力量对“浪漫诗人形象”的建构与完形。这里的多样力量既包括其他社团和个人对“浪漫诗人形象”的建构,又包括文学史对“浪漫诗人形象”的完善与补充。选取闻一多和周作人分别作为新月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代表,通过考察他们对“浪漫诗人形象”的不同建构,以观察同时期多样力量对“浪漫诗人形象”的建构方式及达到的效果。第四章探讨建构“浪漫诗人形象”对于早期新诗的作用和意义。首先探讨“浪漫诗人形象”的建构对早期新诗的综合影响;其次对“创造社”进行个案研究,早期“创造社”将建构“浪漫诗人形象”作为抢占生存空间的工具;然后分析“浪漫诗人形象”的建构对郭沫若所产生的影响,郭沫若在1925年之前以诗学追求为口号试图建构一种新的诗学体系,1925年之后以革命文学为旗帜,强化“浪漫诗人”形象中反抗的一面,使其成为社会文化偶像,借“浪漫诗人”形象的建构构想出“新诗诗人”的合法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