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来说，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典型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对赵树理来说，这个年代是他进入文学史秩序的最重要阶段，因而构成了研究其创作的典型场域，它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初语境，又对建国后一度繁荣的农村小说具有发生学意义。 本论文在考察赵树理小说创作与四十年代农村小说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指出赵树理在农民情感、问题意识、农民语言等方面的努力和创造，使四十年代农村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乡土文学和左翼文学认识农村社会时存在的隔膜。赵树理以农民文化为主要精神资源参与新国家的政治和文学体制建构，他对现代政治观念的“农民化”小说叙事，深刻影响了四十年代农村小说的叙述方式和审美观念。他对农民“现代化”路向的思考，提供了反思中国社会变迁的独特视角；他对农村社会文化隐喻系统的体察与对传统与现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的综合运用，使其评书体小说成为创造“民族形式”的典范，也为现代小说提供了一个观察和表达农村社会的独特视角。 赵树理被政治意识形态塑造和借用，但他对农民价值观的真诚认同又使他往往逸出政治规范之外，这就使他的小说创作超越特定的政治历史语境，而在更广泛意义上对文学如何反映农民生存、如何促进农民文化传统的改造等命题产生深刻的启迪。这也是四十年代农村小说整体折射出的一个文学和历史命题，赵树理是站在农民文化立场思考的典型代表。赵树理以对农村社会文化隐喻系统的深刻理解而展示出的“农民中国”图景，既有真实的农民生存经验基础，又没有摆脱农民价值观的幻想囿限，与一个世纪以来文学家们努力建构的“现代中国”图景，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话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