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近几年来司法机关和官方媒体先后公开披露的湖北京山佘祥林案、河南商丘赵作海案、河北唐山李久明案、福建福州念斌案、浙江杭州张氏叔侄案、河北石家庄聂树斌案以及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冤假错案形成原因和相关机理的专业性深度思考,我们可梳理出某些带有规律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每一起案件背后均显性的抑或隐性的蕴含着司法人员(执法人员)大量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即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重复侦查、反复撤诉、久拖不决等违法行为。凡此种种,这不禁使我们对长期盛行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侦查中心主义”、“重实体,轻程序”等既存价值理念是否应存续下去产生了深度而理性的质疑,同样,“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传统执法思维和朴素的司法价值观,以及“严打”时期所形成的“命案必破”的固化性执法理念,它们无一不映射出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控制和司法效率的过度偏执和特别偏好。痛定思痛、追根溯源,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基本判断,正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和世俗社会对“实体正义”的过度追求,因而逻辑地导致“程序正义”的价值理念在我国司法实际运作中严重缺失,甚至在有意无意之中被严重废弃。时至今日,“程序正义”的独特价值已被我们深刻地认知和认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司法目标的全面实现,断然离不开我国刑事程序性制裁制度的科学构建与渐次完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以及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作决定,均在相当程度上进一步强调了程序正义的极端重要性和其固有的独特价值,司法执法实践中程序法的重要性亦日益凸显。纵观国外此领域的法治经验可知,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执法实践中,都会不同程度的存在某些程序性违法的弊端,这无疑带有事实上和人性上的普遍性,然而,为了对其进行有效的法治化规制,法治国家皆对程序性违法行为构建起了完善的制裁体制机制和刚性制度体系,以对症预设制度切实维护程序正义。反观我国该领域之得失亦可见,程序正义的严重缺失致使我国程序性违法行为屡屡再现,然行政纪律处分、国家赔偿、刑事追诉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等一系列实体性制裁在司法实践中尚不足以实现对所有的程序性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惩戒与可预期的遏制。同时,对于程序性制裁机制的构建,我国亦处于制度建设的幼稚阶段,仅规定了两种程序性制裁方式:也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制度。基于上述系统化的思考,文中分别对实体性制裁和程序性制裁的基本功效及其固有缺陷进行了较有深度的论述,同时,力争对国内有关程序性制裁的争议进行梳理和释明,希冀以程序性制裁与实体性制裁互为补充的方式,实现对我国程序性违法行为的有效的惩戒与可预期的遏制,以求彰显程序价值、维护程序正义。进而,通过程序性制裁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加大对我国司法人员程序性违法的制裁力度,依法追究我国对既存或继发的冤假错案之具体法律责任,以及强化司法人员的依法办事的程序意识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本文共分为以下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着力于对刑事程序性制裁的基本问题的梳理,如刑事程序性制裁的含义、特征等范畴,以明确界定刑事程序性制裁的基本内涵;第二部分:加强于对我国程序性违法行为的分类研究,以明确界定我国刑事程序性制裁对象的基本内涵;第三部分:聚焦于实体性制裁的缺陷及程序性制裁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的论述,以及建构程序性制裁机制必要性的论证,进而彰显程序性制裁的独立价值;第四部分:重点从理论支撑、现实基础及释明争议等三个角度,对在我国构建程序性制裁制度的可行性进行深入论证;第五部分:着眼于对国外的刑事程序性制裁制度的考察与研究,以期通过比较法学研究方法,为完善我国刑事程序性制裁制度提供有益的制度性借鉴;第六部分:立足于我国的立法现状、发展阻力及既存缺陷等三个方面,对我国现有的程序性制裁制度进行理性分析,通过对程序性制裁的固有缺陷进行论述,为完善我国刑事程序性制裁提出系统化建议;第七部分:立旨于总体原则和具体措施等两个方面,在完善我国现有程序性制裁方式的基础上,适当引进并扩增我国刑事程序性制裁方式,努力为全面完善我国的刑事程序性制裁提出具有实质制度改良价值的建议,同时推进实体性制裁与程序性制裁制度的功能协同,以真正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