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性诉讼，是指那些个案价值超越本案当事人诉求，能够对类似案件，对立法、司法完善和社会管理制度改进以及人们的法律意识转变产生较大促进作用的个案。本文以2007年—2011年5年间发生的12个民事影响性诉讼为对象，从宏观上对民事影响性诉讼的量度、形成因素和法治意义进行了分析。量度分析主要从年度分布、地域分布、所涉民事纠纷与指向的法治问题三个角度展开。年度分布表明我国的民事影响性诉讼数量远较刑事影响性诉讼的要少，这说明社会更关注刑事司法。地域分布表明我国的民事影响性诉讼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这说明我国民事法治水平的地区不平衡以及经济发达程度不一地区的人们对法治的期望的差异。所涉民事纠纷与指向的法治问题表明民事影响性诉讼大都是涉及公共利益和新类型权益的纠纷，反映了民事诉讼中存在的事实认定、法律制度的不足与解释以及程序不正义等核心问题，但是因实体不正义较程序不正义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而产生影响力。“制造”民事影响性诉讼的因素或者力量主要有社会矛盾、依法治国方略、媒体和公众。其中社会矛盾是民事影响性诉讼兴起和形成的根源，依法治国方略是民事影响性诉讼形成的重要社会背景因素，在网络时代和信息社会里，传媒和社会公众是个案具有影响力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法官对诉讼影响力形成的作用并不大。广义而言，民事影响性诉讼的法治意义有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积极法治意义主要有：检验法律制度的不足和运行效果、实现法律创新；促进正确司法和司法统一，强化司法权威；提升民众法律意识。消极法治意义主要表现为“媒体审判”对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的损害。实现民事影响性诉讼积极意义的路径或是构建民事判例制度或是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同时构建合理的司法机关与媒体、公众的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