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和人权保障理念深入人心,成年监护制度的私法自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逐渐认识到成年法定监护的单一制度已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还需确立并完善更加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成年意定监护制度。2017年,我国《民法总则》第33条首次明确规定了成年意定监护的内容,标志着成年意定监护制度的确立。随后,我国《民法典》沿用了这一规定。目前,该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不论是立法、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比较薄弱,存在许多不足。其中较为突出且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成年意定监护监督制度不够完善。当前我国立法对于成年意定监护监督的规定分散分布于我国《民法典》第3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11条第二款。从上述规定中可以发现目前我国的成年意定监护监督制度存在监督主体及其权责不够全面与明确、监督主体申请司法救济的主次顺序不明以及缺乏全过程的监督等问题,阐述的监督方式是一种救济性监督,无法对意定监护的订立、生效和终止的全过程形成全面的监督。若无完善的成年意定监护监督制度,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这正违反了设立成年意定监护制度的目的。所以我国成年意定监护监督制度亟待完善,以更好地保障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本文首先介绍了成年意定监护制度及其监督制度的概念、成年意定监护监督制度的特征、类别与功能;其次,对我国成年意定监护监督制度的立法和司法现状进行探讨并指出该制度存在的不足;再次,对域外国家成年意定监护监督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域外监督制度的优势和先进经验,探寻并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督制度;最后,基于我国目前成年意定监护监督制度的实践现状,借鉴国外较完善的法律制度,提出完善我国成年意定监护监督制度的一些合理化建议。本文的出发点为制度的完善,中心思想是提出和解决问题。通过对成年意定监护及其监督实践现状的考察,得出当前成年意定监护监督制度仍存在立法缺陷。对成年意定监护监督制度进行完善研究有利于弥补该制度的立法漏洞,对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形成有效保障,促进成年意定监护的实践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