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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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以实现人口再生产为目的结成的社会单元,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人口问题在家庭史研究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辽代家庭人口史是一个学术积累并不丰厚的研究领域,且可资利用的史料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本研究在总结前人得失的基础上,通过将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学方法相结合,更有效的利用了辽代史料,部分克服了史料的不足,使辽代家庭史研究取得新的进展。辽代家庭的人口规模,可以借用现代家庭人口研究中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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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以实现人口再生产为目的结成的社会单元,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人口问题在家庭史研究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辽代家庭人口史是一个学术积累并不丰厚的研究领域,且可资利用的史料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本研究在总结前人得失的基础上,通过将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学方法相结合,更有效的利用了辽代史料,部分克服了史料的不足,使辽代家庭史研究取得新的进展。辽代家庭的人口规模,可以借用现代家庭人口研究中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加以估算。为此,须先以辽代石刻文献为依据,统计出辽代家庭的缔结时间、解体时间、生育阶段持续时间、子女数、性别比等信息,再对其进行计算,可知辽代的家庭规模在5.02到6.14口之间。辽代家庭成员死亡的年龄,则可通过石刻文献统计整理得出。在已求得的辽代家庭人口信息中,“平均死亡年龄”与“家庭平均子女数”因样本量较多适于进一步分析。在“平均死亡年龄”方面,将现有数据按不同经济区、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不同民族样本分组分析,可发现由于习俗、经济等因素的影响,统计数据具有相当程度的片面性。进一步孤立对死亡年龄的影响因素,可知造成石刻中辽代人口平均死亡年龄差异的主要因素为不同民族、阶层间生活方式的不同。在“家庭平均子女数”方面,也能依照与探索“平均死亡年龄”相似的方法加以分析,得出影响石刻中辽代家庭平均子女数的主要因素为汉族有较其他民族更为强烈的多子多福的生育心态。石刻文献毕竟具有局限性,需要其他史料的补充。通过以《辽史》为基础材料的分析,可推测辽代宫分户和普通民众的平均家庭规模,其结果与石刻文献推断出的辽代平均家庭规模相似,证明了辽代家庭规模确在5到6口左右。辽代家庭人口数据在社会史、经济史等领域,都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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