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最早开始在国家和地区的界线以外的地方流动始于14世纪,当时流动的目的是作为交换媒介的补充,经历7个世纪的发展和完善,资本在国家或地区间的流动成了加强他们之间联系的重要中间力量。中国不断调整的外资政策是我国一跃成为GDP排名第二大国的重要因素,1992年之后,外资在华的存在方式变成直接设立企业进行生产,2008年我国服务业步入了高速发展期,2010年我国使用外资在一二三产业的分布情况发生了变化,制造业不再是外资吸收占比最高的行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吸收外资的能力越来越强。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最近发布的《2021世界投资报告》也显示,中国在2020引入的外国投资规模是世界上第二个“吸引外资流入”的国家。我国很强的外商直接投资吸引能力在为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拉动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来自外商直接投资负面影响。大多数文献都支持外商直接投资会加剧不同群体的收入不公平程度。本文在文献查找中发现,在中国,FDI和行业收入差距的关系,多数学者的研究切入点是制造业,对服务业行业的收入差距研究极少。考虑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已经转移到以第三产业为重点,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具有不平衡的特点。本人研究的切入点是服务业,运用实证的分析方法,以服务业十四个行业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以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范围,首先使用泰尔指数测算服务业收入差距程度,在稳健性检验中将泰尔指数一阶滞后项加入模型,尽量控制内生性问题,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影响机制,另外还有分地区的研究和利用泰尔指数可分解的特质进一步研究服务业行业收入差距的具体表现,本文的研究能够较为全面地把握FDI和服务业收入差距的关系。本文借鉴了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又有了以下3个方面的创新:创新一:本文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全国,有利于在总体上把握FDI和服务业收入差距的关系。创新二:实证分析中,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来对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外资吸引影响因素进行测量,扩大了样本数量,减少了回归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有利于克服时间或截面数据分析的缺点。创新三:研究方法上,在简单回归和稳健性检验中分别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矩估计,估计结论更加可靠。在泰尔指数的分解研究中,把服务行业分为中高技术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两类,使用泰尔指数衡量服务业中高技术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间工资差距指标,更细致地研究服务业行业收入差距的具体表现。本文主要发现:第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行业收入差距具有拉大作用,并且这种作用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第二,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服务业开放通过促进产业结构来影响服务业收入差距的效果最为明显,其次是技术创新效应,效果最小的是人力资本提升作用。第三,通过分地区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的服务业开放程度越高,越不利于改善该地区服务业行业的收入不平等。而对于东中部地区而言两者的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检验。第四,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服务业贸易开放和内资吸收倾向于拉大服务业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人均收入水平和城镇化的发展则有利于改善服务业行业的收入差距。最后文末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该更多的保障服务业中低技术行业劳动者的利益,出台相应的政策提升引进外资的质量和结构,引导FDI在流向服务行业时布局更加均衡。其次,政府应该促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提高技术发展水平,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能力和工作效率,最后在地区的发展中政府应该加大对中西部吸引外资的合理引导,通过资金以及政策倾斜,为中西部地区创造更好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加快其城镇化的建设速度,进而使中西部地区能够更加合理高效地利用外资,缩小服务行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