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体的环境基础的考察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大传统。20世纪50年代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开创了有关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以他为代表的公民文化研究一派被认为是政治文化研究领域中的经典和主流。阿尔蒙德的贡献不止于对概念的精细化阐述，更重要的是他使政体环境基础的考察发生了价值转向，将研究视角定位于有关民主政治的政治文化基础之上。　　20世纪90年代，普特南和他的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在理论界获得了极高声誉。在本书中，普特南通过对意大利南北政府制度绩效的考量，得出了公民传统和基层社团组织作为民主政治的社会文化基础对制度绩效的决定性作用。而公民传统和基层社团组织的状况是历史形成的，它们都具有传递性和延续性，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在普特南的笔下，社会资本同样被作为民主政治的文化基础而得到应用，这就使它与公民文化概念之间建立了对话空间。　　截至近日，笔者已翻阅了有关政治文化、社会资本方面的书籍50余部，文章近200篇，得到大量的一手和二手资料，对本文的写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综观这些资料，有一点引起笔者的注意，即对公民文化和社会资本的研究资料可谓汗牛充栋，而惟独没有任何对二者进行比较的文字。这与它们二者之间应有的联系是十分不相符合的。基于此，本文致力于对公民文化与社会资本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知识史的梳理，展现二者之间的异同，以及演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期望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导论。其中包括选题说明、文献综述、方法论和价值观、目的和意义四个部分的内容。这里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公民文化和社会资本两个概念都是源于西方的概念，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强烈的以西方价值观念为中心的偏向，这也致使本文第二、三、四章也是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展开论述的。然而，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笔者转而以一种更具中立性的态度对这种价值偏向进行反思，以此对其他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第二章:政治文化的兴起:阿尔蒙德的解释路径。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对阿尔蒙德以前的政体的文化研究进行了回溯，包括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利、卢梭、托克维尔等学者，表现了他们对这一课题分析的特点。以此体现从古典研究到阿尔蒙德研究的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是政治文化概念的确立，使得概念的表述更为规范，所指涉的内涵也更为清晰。另一方面是更为深层次的价值观念的转变，从泛泛地谈论政体的环境基础转向具体地对民主的政治文化基础的探讨。　　继而，笔者针对公民文化研究的内容、步骤、公民文化与民主政治、学术背景、公民文化研究的缺陷等进行了研究综述。所得到的结论包括:1、公民文化研究是民主政治建立、巩固和扩散的内在要求;2、公民文化体现了行为主义、系统理论等20世纪50、60年代的主流研究方法;3、公民文化受到了来自欧洲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分析理论的学术支持;4、公民文化研究相对于古典政体环境研究所发生的一系列转变与上述三点密切相关。　　第三章:从公民文化到社会资本:普特南的转向。在讨论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之前，有必要对社会资本理论的起源进行概述。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对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三位在社会资本理论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学者进行了简要介绍，主要在于体现他们各自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不同视角，以及在研究不断深入的进程中社会资本理论自身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可以说，布迪厄所做的是社会资本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科尔曼使社会资本理论趋向于系统化、成熟化，普特南更好地将社会资本理论应用于具体问题的探讨之上，使之在学术界流行起来。然而当一个概念变得流行的时候，通常使用的语境会完全不同于它最初产生时的那些语境。与前人相比，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至少发生了三大转变:1、社会资本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团体的、甚至是国家的资源;2、不恰当地使概念狭义化，倾向于对社会资本中文化内涵的阐释;3、为社会资本概念植入价值因素。正是这三种转变使得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呈现出与公民文化研究越来越相似的研究路径。　　其次，对社会资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条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1、社会资本概念的产生得益于新制度主义和社会网络学派所作出的贡献;2、社会资本的文化内涵偏向与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存在密切关联;3、社会资本理论受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影响;4、社会资本概念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是在上述三点复杂变动的过程中形成的。　　第四章:公民文化与社会资本的比较研究。在对公民文化与社会资本理论分别概述的基础上，本章主要从研究议题、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三个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主要目的在于展现从公民文化到社会资本的演变过程中，哪些东西一直延续，又有哪些东西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一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　　首先，从研究议题上看，公民文化与社会资本更多地体现为文化研究路径下相似的特征。如对民主政治的持续关注、共同的文化内涵等等。当然，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细微的差别。较之公民文化，社会资本在概念的操作上更为细致;不仅强调横向的文化比较，更深入到历史之中，以纵向的视角展现文化的延续性和传递性。　　其次，从分析工具上看，二者各有其特定的理论和学术支持，这一点已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分别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在此部分，笔者着重以列表的方式将二者进行对照，以此为基础对分析方法的比较做好准备。应当提出的是，分析工具的差异是分析方法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　　再次，从分析方法上看，笔者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1、关于政治文化与制度结构的关系;2、研究结构的演变;3、关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4、“矛盾”与“和谐”的文化内涵。在说明差异的同时，笔者也对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重点剖析，力图说明由于分析工具、现实政治等宏观背景的差异，对同一问题的解释可能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最后，笔者对公民文化与社会资本各自所具有的特征进行了总结。　　第五章:余论。虽然文章的主体部分在这一章以前已经结束，但笔者认为还有一些与主体相关的问题有待于思考。一方面是有关民主政治与文化分析的问题。毋庸质疑，在笔者前面的论述中始终保持了两个基本前提假设:对西方式民主政治的肯定和对文化分析有效性的肯定。然而有这样一些问题是在前文分析之余应该得到讨论的，即民主政治是普遍趋势吗？文化的解释力究竟如何？以及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另一方面是有关西方概念与中国经验的问题。在最后一部分，笔者想把目光从庞大的西方理论转向对中国问题的具体关注上。从而探讨了有关中国学者对西方概念运用的问题，以及中国学者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治的思考历史和启示。并以此结束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