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坛上张承志始终是特殊的，他的特殊性就在于宗教性与民族性的强烈凸显。在民族归属上他属于回族，在宗教信仰上他皈依哲合忍耶。张承志在80年代开始创作散文，在《心灵史》出版之后，他几近放弃小说的创作模式，开始了全方位的散文创作。张承志的散文具有强烈的后殖民批评色彩。早期的知青插队生活给了他进入边缘的契机，内蒙古、黄土高原和新疆三块大陆铸就了他散文创作的底层视角。红卫兵时代所形成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以及哲合忍耶的血性精神，奠基了张承志散文浓烈的批判底色。全球化所造成的文化危机、新殖民主义所导演的一系列战争与推行的文化霸权，让张承志倍感焦虑。他以战士的精神自律，坚决地举起了对抗新殖民主义及其文化强权的旗帜。同时，张承志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国内。他对知识分子的“被殖民化”深恶痛绝。对民族内与外的歧视与被歧视给予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寻求文明的平等与交流的过程中，张承志倡导文明内部的发言，并积极探讨文明入门的方式。他多次宣称自己是内蒙古草原的义子、新疆的恋人和黄土高原的儿子，这使他获得了文明阐释的资格。在解构“东方主义”神话的过程中，张承志远走安达卢斯，追溯穆斯林文明。并以日本为文化参照，以此来警醒中国的大国心理。在底层的立场上，张承志的散文始终有对人道、和平、正义的呼吁与对战争、强权、不义的批判。在后殖民批评视野下，他的散文彰显着他的人格，体现了独特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