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黑名单制度在近年来逐渐发展为独具特色、被广泛运用的行政规制手段,具有规制违法失信、引导守法守信、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多重价值功能。但是,一方面,当前行政黑名单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泛化和滥用的倾向,涌现的诸多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制度的法律性质长期处于模糊状态,《行政处罚法》的修订未能有效解决其性质界定问题。故如何对制度进行法律规制成为了亟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对制度实践的考察,行政黑名单制度在法律规范上呈现出表现形式多样、数量范围广大、法律层级偏低的特点,在适用中则存在法律依据、正当程序和权利保障等多方面问题,暴露出当前对制度的法律规制失位和法治反思不足的困境,而法律性质的不清晰是导致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结合行政黑名单制度的规制模式和理论基础,围绕行政黑名单制度“向社会公布行政黑名单”和“对行政相对人开展失信惩戒”的两个核心过程可以分析出行政黑名单制度兼具行政指导和行政处罚的双重性质:向社会公布行政黑名单的过程,其法律性质为针对社会大众的行政指导和针对行政相对人的声誉罚;对行政相对人开展失信惩戒的过程,其法律性质则为以资格罚和行为罚为主的行政处罚。对行政黑名单制度的法律规制应针对其双重性质,从合法性框架构建、正当程序设定和法律监督救济补强三个维度展开:在合法性框架构建上,通过社会信用立法的方式来明确制度的法律依据,并确立制度适用的基本原则和权限范围;在正当程序设定上,通过事前、事中和退出程序的设定来规范行政黑名单的实施过程;在法律监督和救济的补强方面,通过为行政机关设置法律责任、联动备案审查制度、补足相对人的救济途径来完善对权力的监督和对权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