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是20世纪30年代创办于国立中央大学的综合性文化刊物,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之下,其鲜明的"伦理复兴"思想极具时代特点。它的理论旨趣是,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基础上,寻求一种伦理层面上的复兴,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其鲜明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之上。《国风》以"发扬固有之文化,昌明最新之学术"为宗旨,有意识地继承本民族优秀的历史传统,借以增强人们对于本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进而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伦理实体以御外敌。同时,主动发掘传统道德价值中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因素,将其与科学精神相融合,以期锻造淬炼出"国魂",建立一个人人道德高尚,国家独立富强的社会。《国风》所表达的"伦理复兴"之理论诉求,与近代以来中国道德转型的历史有着密切联系。与大多数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之路类似,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由"外力"推动下发生的。在这一过程之中,传统"家—国—天下"一体的社会模式解体,个人从传统伦理体系之中游离出来,道德体系的崩坏造成了大量社会失范现象的产生。在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向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秩序结构的重新勘定必然倒逼伦理体制的革新。"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是近代伦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以"中华民族"为全新认同价值的伦理体系开始形成,它构成了中国近代道德转型的基色。在道德转型的过程中,对待传统道德价值的不同态度引发了文化论争。以国立中央大学为学术大本营的《国风》总体上继承了 20世纪20年代《学衡》的文化保守主义气质,但同时又超越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对立的"二元叙事",开始从"伦理重建"的高度思考整个民族、国家的未来走向。《国风》体现出三重思想特质:民族性展现了回归传统文化的倾向;交融性展现了其开明、进步的时代风貌;伦理性是其以实现重建民族伦理认同为最终目标的体现。"伦理复兴"是《国风》伦理思想之实质。伦理复兴逻辑地包含了"文化复兴"和"民族复兴"两方面内容。《国风》认为,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之基础。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复兴民族传统文化是恢复民族自信心、保持民族独立的唯一选择。文化复兴的关键又在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型智慧",尤其是儒家思想和礼教精神中的合理成分。近代以来的激烈反传统风潮不断的冲击着社会伦理认同,《国风》认为,伦理危机需要通过伦理认同的重构来解决的。民族复兴是伦理复兴的现实目的,其关键环节在于以"中华民族"为核心价值重建伦理认同。"伦理复兴"的社会基础是国民,如何造就现代性国民是《国风》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隆人格"成为伦理复兴事业的基础性环节。《国风》围绕"国民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分析了"共和国民"需要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指出了 "科学修养"对国民性养成的重要作用。同时,《国风》认为,对青年进行史学教育以及国防伦理教育是培养"共和国民"的重要手段。"共和国民之精神"是一种新伦理关系下的"新德性",这种德性有别于传统"私德"独特性的特点而更显普遍性,它为新伦理制度的出现奠定了形而上学基础,也是实现"民族"伦理复兴的国民性前提。近代思想界创造性的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具有"国族"意义的概念,使得伦理体系的核心从"家—国"模式转向了"民族—国家"模式,对中国近代伦理体系的重构影响深远。"伦理复兴"的现实目的是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升国格"即是这一强烈现实诉求的体现,这一环节是《国风》"伦理复兴"思想下政治建构的具体路径。《国风》围绕"国族建构"、"国格阐释"以及"国力建设"三个方面内容进行了理论探索。中华民族伦理认同的三维度回答了"中华民族"这一被建构的概念应如何从"应然"走向"实然"的问题;"坚守国学"、"扬弃国教"、"超越国故"是进行国格阐释的三种路径;最后,以现代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国力的提升,最终实现理想伦理秩序的建构。作为历史之"风",《国风》伦理思想直接酝酿于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之中,体现了古典与现代的融合,是南雍学术精神在近代的展现,代表了是时学人调和中西、再造文明、民族复兴的努力。《国风》所体现出以"民族精神"作为伦理认同价值的建设路径,是在"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近代数次思想运动之后形成的新的理论高峰,这种关注民族精神建设的伦理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