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是在20世纪初那场文学语言变革的基础之上生成和发展的,文学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规定、限制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选择和形式特征。20年代是新文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语言的变革在这一新旧更迭期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尤为显在。研究文学语言与20年代文学发展的关系,可以从一个更为切近文学本体的视野来揭示其时的文学特征。具体而言,就是要切实的研究文学语言变革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在何种程度上、通过何种方式影响了20年代文学的形式发展,影响了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等各类文学体裁特征的形成。　　 对小说而言,白话成为正宗语言,打破了旧有的雅俗语言格局,为现代小说多样的书面叙事提供了可能；白话文学语言使小说的“叙述”和“描写”更加准确逼真,有利于20年代小说的优先发展；“描写”的精进促成了现代小说从“情节”向“人物”和“情调”的转移；白话直接将人物的潜意识、心理欲望表达无遗,超越了同类文言小说概括性的表达,真正实现了小说的“向内转”和结构的散文化,同时这种散文化因不利于生成严谨精炼的结构而抑制了长篇小说在20年代的发展。话剧的情况则是,语言变革促成了话剧“从唱到说”基本特征的形成；口语使得话剧人物形象更加个性化,同时也带来有事无剧的“故事化”倾向；白话“演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话剧的说理化和外交流特征的形成；由于白话的缺失而提出的语言调整催生了机智型喜剧和诗剧,诗剧同时面临“诗多剧少”的问题。对散文来说,白话最大程度的确保了“人的解放”后“个性”的表达,促成了倾诉和独语式散文；白话将日常口语的语调、风格“移在纸上”,在与读者的平等交流中形成了闲话风散文；白话为作家提供了自由的言说机制,主体的文化基因使其在言说时运用了传统的语言文字,促成了20年代“散文小品的成功”。诗歌的情形是,白话文学语言冲破了古诗的体式,其散文化句法使诗歌获得表达现代经验的自由,同时也带来了文体的失范；方言极富颠覆古诗的活力,同时是新诗音节重建可资借鉴的资源,20年代方言在实践中主要促成了诗歌的戏剧化。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交织进行而导致的国语对文学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国语的应用性导致了早期诗歌创作的写实化倾向,而小说则顺应国语运动获得了发展机遇；国语视野下提倡方言文学,既有扩大文学表现的可能,也有因国语统一性而生的对方言文学的限制。　　 研究最终揭示出文学语言对20年代文学体裁特征形成的作用和影响,解释了20年代独特的文学现象和问题。同时,这种关系规律也为认识后代文学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