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与人们的生命身体健康息息相关,而安全有效是药品发挥功效的关键。为保障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必须对药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监管和规制。我国采取行政法与刑法双重规制的模式,在此模式下由于刑法过于依赖前置行政法的不合理标准,导致药品犯罪制度在理论层面存在逻辑缺陷、不符合刑法基本原则要求,实践层面出现司法社会效果不佳等问题。为了弥补原药品犯罪的缺陷,近年来立法对药品犯罪相关法律进行了系列修改,试图药品犯罪过度依赖药品管理法的问题,取得一定积极成效。但此次修改仍未完全改变药品犯罪罪责刑不相适应的问题,且立法修改造成一些新问题,如新增妨害药品管理罪种法律条文与立法目的相悖、药品犯罪打击面过宽等。在新的立法背景下,通过合理解读和适用对法律规定加以优化,可以弥补药品犯罪刑事规制制度的缺陷和不足,指导药品犯罪刑事司法实践。立法修改后药品犯罪在具有显著行政犯特征的同时兼具刑法的独立判断;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提供劣药罪是实质不合格药品犯罪,妨害药品管理罪则是违反药品管理秩序的犯罪。在行使司法实践中要遵循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坚持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依据生产、销售不合格药品的实质危害程度确定是否入罪和予以何种刑罚处罚,严格入罪标准,设置合理的出罪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