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1850—1894)是十九世纪后期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和评论家,新浪漫主义文学潮流的领导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小说题材繁多,构思精巧,其探险小说和惊险小说更是富于独创性和戏剧性力量。如果说发表于1883的《金银岛》是斯蒂文森的成名之作,那么1886年的新浪漫主义小说《化身博士》则标志着其写作技巧、风格的日趋成熟,也为其带来了更高的声誉。斯蒂文森用离奇非凡的想象在这部小说中描写了人的内心同时存在的善与恶的两种力量,表现了他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化身博士》有着其深刻的主题含义、独特的人性论观点和高超的写作技巧。一个多世纪以来,评论家们从文学、心理学、语言交际学以及医学等多种不同的视角探讨了这部小说。但是评论的焦点大多都是聚集在有关故事主人公善与恶两种对立面的探讨上,褒扬杰基尔的“善”、谴责海德的“恶”、批判“恶”对“善”的反噬,但并没有全面分析杰基尔与海德的“善与恶”的典型特征,没有进一步探究斯蒂文森将“善”与“恶”赋予一个人物双重“化身”的缘由,也没有过多地发掘斯蒂文森塑造“化身博士”的深刻渊源。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对《化身博士》所体现的善恶二重性思想及其渊源做了更加全面的分析和探讨。　　首先,论文对杰基尔与海德所代表的“善与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发掘,通过分析杰基尔与海德所代表的“善”与“恶”的本质特点,阐明了作品所表达的善恶二重性思想。论文从三个方面说明了杰基尔所代表的“善”的本质特点:一是指出杰基尔的“善”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道德评判标准的“善”,能够得到当时社会道德观的接受和认同;二是阐明杰基尔的“善”,是一种在道德规范极端禁锢下想要释放原始“恶”的欲念的“善”,因而一开始表现为以“善”为主体,纵容“恶”、袒护“恶”又为恶行而忏悔的善恶混合体的形式;三是论述了杰基尔作为“善”的代表,为了维护“善”的绝对性,试图控制施“恶”的化身与行“善”的主体间的分离与转化,实现其既能释放“恶欲”又能维持“善身”的目的,却最终陷入“善”“恶”分离失控的败局。接着,论文分别从表象和演变轨迹两个层次分析了海德所代表的“恶”的本质特点。从表象上分析,海德的“恶”并非是带有主动犯罪意识的、纯粹的“恶”,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原始本能。这种“恶”是其“善”的主体处于狭隘和虚伪道德观压抑下的抵抗情绪的自然释放,是人类心灵的低级成分挣脱过于苛刻的道德枷锁走到社会前台愿望的正常表现。从演变轨迹上分析,海德的“恶”产生于“善”的本体,又结束于“恶”的化身。从为“小恶”到做“大恶”,从极力划清与“善”的界限到尽力寻求“善”的庇护,从藐视道德评判体系到逐渐臣服于伦理道德和社会法度,海德的进化体现了“恶”的产生、膨胀到毁灭的全过程。通过对“善”与“恶”的分析,笔者认为斯蒂文森在《化身博士》这一作品中更加强调了人类内心中“善”“恶”两种天性的融合与共生,而不是简单的对立。　　其次,为了追溯《化身博士》中所表达的善恶二重性思想的深刻渊源,本文从作品根植的时代背景、反映的社会环境特征以及作者个人经历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第一,作品所植根的时代背景具有二重性特征。维多利亚时期,工业革命使人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传统的宗教信仰受到挑战。一方面宣扬禁欲、道德、体面、谨小慎微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却又难以压制人性本能的欲望以及人们对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的困惑与抵触。通过分析小说中塑造的四个典型中产阶级代表人物,形象地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内心思想和处世行为的二重性特征;第二,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缩影——伦敦同样具有二重性特征。通过分析社会阶层、生活区域、人际交往等方面的显著特点,描述了当时社会生活环境中所存在的二重性现象;第三,通过对《化身博士》的作者斯蒂文森的个人背景、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的分析,表明了处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作者自身存在的矛盾性思想以及他对创作此类题材作品的痴迷。　　最后,在总结以上论述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斯蒂文森在其《化身博士》中表达了善恶二重性思想,分别代表人类内心“善”“恶”两种天性的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并非截然对立的“善”与“恶”化身,而是相互依存的共生体。而斯蒂文森所要表达的这种善恶二重性思想正是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以及作家个人经历和思想认识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