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甫一出场，便带着复杂的双重性：一方面，随之而来的理性、科学、技术等价值观念，解除了前现代的旧牢笼对社会和个人的种种禁锢，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由理性、科学和技术等构筑的新牢笼又全面禁锢着社会和个人的发展，现代性危机在所难免。
　　面对现代性危机，伊格尔顿与哈贝马斯既没有像浪漫主义那样因反现代性而向后踏上前现代性的“还乡之路”，也没有追随后现代主义向前跨入瓦解现代性的“解构之维”，而是在保持严厉批判立场的同时，也保持谨慎乐观、有所作为的态度，分别从文化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的视角为现代性进行诊断和辩护，以求通过回归现代性和重建现代性来解决现代性危机，并使现代性得以继续发展。虽然同是为现代性进行辩护，伊格尔顿与哈贝马斯在辩护逻辑、理论源流以及解决方案等方面存在共性，却也判然有别。
　　伊格尔顿与哈贝马斯都断言“我们仍处在现代之中”，“现代性仍有价值”，但论证的时间方向刚好相反。伊氏从围堵后现代主义开始，指出试图向前跨过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是一次误入歧途，其所建构的后现代乌托邦充满早熟的幻象，需要回归现代性价值继续发展现代性，呈现出“从围堵后现代主义到回归现代性”的逆时辩护逻辑。哈氏则将跨过前现代进入现代视为人类社会的当下事实，通过分析现代性内涵以证明人类社会正行进于未完成的现代性途中，呈现出“从终结前现代到未完成的现代性”的顺时辩护逻辑。
　　伊格尔顿与哈贝马斯都承认在现代性问题上“马克思依然在场”，并将马克思的有关现代性思想作为自己现代性理论的重要来源，但伊氏与哈氏不仅对“源”各自表述，而且在“流”上泾渭分明。伊氏对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之源”作文化解读，沿着伯明翰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之“流”，呈现的是“马克思—威廉斯—伊格尔顿”文化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的“源”“流”走向。哈氏则对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之源”作社会解读，沿着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或“启蒙批判”之“流”，呈现的是“马克思—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社会现代性或启蒙现代性的“源”“流”走向。
　　伊格尔顿与哈贝马斯都主张“现代性有待发展”，“现代性需要重建”，但发展方向和重建之路大异其趣。伊氏主张重建社会主义宏大叙事、审美意识形态以及重建“共同文化”，提出的是一套文化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方案。哈氏则主张商谈伦理、重建主体间性以及交往理性，提出的是一套社会现代性或启蒙现代性方案。
　　伊格尔顿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重建方案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都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性理论，并对现代性的发展予以重要启示。但这些启示是从感性和理性的范畴分别展开，伊氏的文化现代性重建理论彰显的是审美感性的价值取向，哈氏的社会现代性重建理论则彰显的是交往理性的现实意义。但以为现代性辩护作为内在的一致性，伊格尔顿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可以整合为一套兼具感性和理性的、更为完备的“文化—社会”或“审美—启蒙”的全方位现代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