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逆全球化思潮和新冠疫情冲击,部分国家外贸政策发生转变,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也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巨大的溢出效应,有利于密切区域内各国的经贸合作,开拓海外市场需求、拓展贸易空间、释放贸易潜力,减少逆全球化思潮的不利影响。而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范围广,不同地区国家间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外贸政策等均有较大差异,为结合不同地区特点,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贸易投资策略以促进地区间贸易合作和贸易潜力释放,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25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并将其按地理区域划分为东北亚、中亚、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六个区域,分别基于总量视角和分行业视角研究中国与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潜力的区域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分析了2009-2018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现状。从出口贸易规模看,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规模增长迅速,翻了2番。其中对欧洲地区的出口贸易规模最大,对中亚地区最小;从出口贸易结构看,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结构正在不断由低附加值为主导向高附加值为主导转变;从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看,贸易互补性要显著强于竞争性,贸易潜力巨大。其次,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别从总量视角和分行业视角测算出口贸易潜力,发现贸易非效率因素是出口贸易潜力主要阻碍因素,中国经济规模、贸易伙伴国经济规模、中国人口总量的扩大均有利于出口贸易潜力释放,而贸易伙伴国人口总量和地理距离则与出口贸易潜力负相关;无论是总量视角还是分行业视角下,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出口贸易潜力均有一定的区域异质性,其中南亚地区在总量视角和分行业视角下均是出口贸易潜力最大的区域,而对欧洲地区资源密集型行业、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潜力相对较小,对中亚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潜力相对较小。再次,运用贸易非效率模型分别从总量视角和分行业视角研究贸易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是否加入同一自贸区（FTA）、是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否加入上海经济合作组织（SCO）对出口贸易效率无显著促进作用;解决争端的法律框架效率、海关手续简便度、政府稳定性与出口贸易效率显著正相关,政府监管负担与出口贸易效率显著负相关;而由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金融市场运行效率均相对较低,故不能对贸易效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根据沿线各区域特点,明确未来经贸合作重点;加强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改善国内和国际贸易环境,消除贸易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