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量及其负债金额呈现出大幅增长的趋势，在拉动经济走出低谷的同时，也引发了监管部门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担忧。2010年之后，国务院、银监会等中央政府部门针对融资平台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措施，使融资平台的经济活动几乎陷于停滞。这一由盛到衰的过程是地方政府负债的一个缩影，其背后蕴含着长期复杂的制度因素。当大多数研究关注于融资平台自身缺陷的同时，却很少考虑到债务风险形成过程中资金供需双方的行为，也没有考虑到对这些行为构成约束的制度根源。本文恰恰选择了这一不同的研究视角，借鉴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本文将制度作为内生的研究对象，探寻融资平台现象背后的制度成因，并分析了在制度约束下债务供需双方的行为。　　本文采取实证和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从融资平台的发展历程和债务特征入手，整理和分析了融资平台负债所受到的制度约束，在此制度约束构建的博弈规则下，本文进而演绎了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博弈行为。本文认为，分税制、官员考核制度等长期政治和经济制度造成了地方政府对债务的过度需求，同时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信用产权的模糊。在一个“公地”化的政府融资市场上，有限理性的银行会采取扩大贷款规模的方式提高自身收益，将所产生的风险转移给整个银行系统，从而造成风险累积和经济绩效下降的“悲剧”。　　本文认为，“公地悲剧”本质上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既有制度由于交易成本过大，而导致了经济绩效偏离最优。因此，为化解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应按照明晰产权的原则对制度进行优化或替代，以降低交易成本。本文建议对以下制度进行改革:推进财税分配体制改革，以消除事权和财权不对称;改革官员考核机制，避免官员因锦标赛式的竞争盲目追求政绩和突破预算;推进财政预算体系透明化，降低银行和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试点破产法，使政府的负债行为受到硬的约束。为明晰银行的信贷产权，可采取信贷权私有化、信贷限额制、银行间银团贷款合作等方式。此外，本文认为，单纯推行地方政府或城投发债、推行信托融资等方式并没有触及到制度的选择，因此无助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仍将持续，因此地方政府通过负债来发展基础设施和推进城市化具有必要性。地方政府信用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为利用好这种资源，不必对融资平台贷款一刀切，就好比为了保护公地，将所有放牧人驱逐出公地一样，这样无助于实现资源的最大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