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以语录体的形式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孔子道德观念、政治主张和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被视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和中国古典学术的代表作,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进程中,研究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学经典的译介工作,提高其跨文化传播的效果,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和特色,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繁荣,是一项重要而且紧迫的课题。作为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汉学家,理雅各是西方汉学研究中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论语》英译本笔法细腻,忠实原典,且征引了多种重要儒家注疏,融入了古往今来的儒家学术传统,译作水平非常高。理雅各“以西释中”和“以耶释儒”的翻译模式可以帮助外国读者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典籍,同时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践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本论文运用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理论,以理雅各《论语》英译本为案例,可以发现在“信赖”阶段,理雅各出于传教和向西方宣扬中华文化而进行《论语》的翻译,他娴熟的语言能力,丰富的文化底蕴推动了其《论语》研究。在“侵入”阶段,理雅各用自身所积累的汉学文化思想来阐释《论语》,从而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在“吸收”阶段,理雅各采取了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更好地促进了西方读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在“补偿”阶段,理雅各通过增译和加注对译文进行了详尽贴切的注解,为后来的《论语》英译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背景知识。通过对理雅各在《论语》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进行深度挖掘,得出以下结论:一方面,理雅各拥有娴熟的双语能力和扎实的汉学研究功底,根据自身的语言和文化能力来选择文本,在翻译过程中运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增译和加注的翻译手段,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另一方面,理雅各翻译《论语》时心目中的读者是西方传教士,是不了解中国而又希望通过典籍作品了解中国的西方人,译者在“信赖”原文文本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对译文进行合理、适度的“侵入”、“吸收”和“补偿”,达到了原文文本和译本之间的平衡。不难发现,理雅各的《论语》英译本恰当地传达了《论语》中所蕴涵的中华文化和儒家思想,对传播中华文化和儒家思想具有重要推动意义,为之后的《论语》英译提供可靠的指导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