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个税改革首次增加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涵盖纳税人生活成本的各个方面,符合条件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费用可以税前扣除,切实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本文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着眼于分析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境外赡养老人费用税前扣除的经验,为下一步的制度完善提供建议,以缓解社会和家庭养老压力。在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实施初期采用定额扣除并且简化征管流程,充分考虑税收效率原则,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随着实施了 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的显性化,将会有越来越多的“4+2+1”家庭面临养老压力。每个纳税人的家庭结构不同,被赡养人的数量、年龄、收入、健康等状况不同,使得赡养人实际支付的赡养费用差异较大,定额扣除方式不利于税收公平。赡养老人费用属于综合性费用,既包括差异不大的生活费用也包括差异较大的医疗、长期护理费用,单一的定额扣除不能兼顾公平和效率的需要。此外还存在赡养对象范围过窄、分摊方式不合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联动性缺失等问题。通过比较分析境外个人所得税赡养老人费用税前扣除的做法,本文认为下一步的改革应该遵循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重要性与必要性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在新税制刚确立阶段,侧重于效率原则,实行统一的定额扣除标准。待税制不断完善,征管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定额扣除应向定额与限额相结合的扣除转变。扩宽赡养对象范围,不仅包括纳税人自己的父母,还应包括没有收入的配偶的父母以及60岁以下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利用CHARLS的微观数据对老年人的健康自评、失能状况、残疾状况进行调查,并且分析我国养老金制度对高龄老年人的补助情况,以70周岁作为界定高龄老年人的标准,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大,健康方面需要更多的支出,建议按年龄层次再次分类,对60-69、70岁及以上分年龄段确定扣除标准;生活不能自理的被赡养人需要高昂的长期护理费用,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地区,纳税人的赡养压力减小,而在未试点地区,失能老人长期护理费用主要由赡养人自行承担,因此建议对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设置不同的限额扣除标准;我国居民人均养老金收入高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即平均养老金水平能满足退休老人的日常生活基本需要,当被赡养人的收入超过人均养老金时,赡养人不可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每个纳税年度只允许一个纳税人申报赡养老人费用税前扣除,一方面对实际赡养义务人是公平的,另一方面能提升征收效率;我国已进入老龄化时代,人工费用快速上涨,导致养老成本上涨幅度超过整体物价上涨幅度,为降低给纳税人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建议参考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建立动态调整赡养老人费用税前扣除额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