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知识人的中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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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以降,日本在“海外雄飞”强国之梦的驱使下,对中国的关注空前加强,继而形成了形色各异的“中国观”。尤其是在日本政府的筹划与支持下,1875年2月至1898年1月,三菱会社、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等先后开辟了横滨—上海航线、长崎—芝罘—天津航线和长江航线,方便了日本人的中国旅行。日本的记者、作家、学者等,或受命于公务,或出于兴趣,开始前往中国旅行,他们以游记、日记、见闻录等形式记录了当时中国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文化政治等诸多信息。由于游记本身的亲历性与现场感,旅行者能够在异文化的体验与碰撞中形成更为直观的印象,成为研究近代日本知识人的中国旅行活动及其中国观的特殊文本。通过还原游记文学中的旅行活动与异文化体验,从新的研究视角审视近代日本知识人的中国观,使历史学与旅游学的交叉研究互为支撑、相得益彰。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共七章的内容。第一部分为第一章,主要介绍和分析了近代日本知识人中国旅行的背景。西学东渐引起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国进行了洋务运动,而日本则开始了明治维新,同时大规模地向海外扩张。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和日本在朝贡贸易体系中的主客位置发生了逆转。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各类型的日本知识人前往中国旅行,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寻,又有文化侵略性的考察。本文从近代日本知识人的不同阶层中选取了四位知识人,包括京都中国学研究者内藤湖南、日本新儒家学派代表宇野哲人、以歌剧创作为主的文艺学家小林爱雄、以小说创作为主的文学家夏目漱石,通过对他们游记的分析展示其在中国旅行活动中所形成的双重中国观。同时,又选取了文化评论家吉川幸次郎作为参照,以吉川的中国观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其他四位日本知识人双重中国观的真实影像。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至第六章,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五位不同身份的日本知识人为代表,以其在中国旅行活动中所写游记为基础,通过对他们眼中所见的历史场景的还原和分析,综述其旅行活动,窥探其中国观的不同风貌,并揭示其中国观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文化意涵。第二章以内藤湖南与《燕山楚水》为中心,对其游踪与中国文化体验进行深层剖析。《燕山楚水》共分为三个部分,恰好在三个层次上映射出内藤的中国观。内藤中国观的表层是“守旧”与“北衰南兴”的中国形象,是分别位于内藤史学“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的延长线上的产物,此二者构成了内藤中国观的中层。进而,位于内藤中国观古层的是中国不在场的“日本天职论”。第三章以宇野哲人与《中国文明记》为中心,对他的中国旅行活动与“中国文明论”进行分析。宇野哲人并未简单附和“中国蔑视论”,而是通过中国旅行在《中国文明记》中既展现出一个强大的“民众之中国”,又展示出一个衰弱的“国家之中国”。但是宇野哲人在“民众之中国”的话语逻辑背后,却隐藏着他对中国“易姓革命”思想的批判与对日本“万世一系”天皇制的盛赞。第四章以小林爱雄与《中国印象记》为中心,对他的旅行动机、游踪、旅行消费体验和城市体验进行具体地分析。通过《中国印象记》中小林爱雄对中国的双重认知,即“残酷现实与美好梦幻”的中国,来进一步揭示其中国观产生的背景。事实上,小林爱雄以“文明论”为底色的中国观,既显现出了“中国文明停滞论”的论调,亦遁涵着“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文明进化史观。第五章以夏目漱石与《满韩漫游》为中心,首先介绍了夏目进行中国旅行的原因,并对其旅行过程中的异文化体验进行分析。夏目漱石在旅行期间一方面对满铁的成绩大加赞誉,另一方面又对满铁剥削中国劳动人民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形成了“满铁中国”的二重像。产生这种矛盾印象的原因就在于进行此次中国旅行的既是作为“满铁代言”的夏目漱石,又是作为“现实作家”的夏目漱石。第六章以吉川幸次郎与《我的留学记》为中心,首先叙述了吉川所属的京都学派的实证主义学风,不仅要直接阅读中国汉籍原典,更要去中国亲身体验,这正是其来中国旅行的文化因由。吉川两次到中国江南旅行的经历,使他不止一次地感慨:“中国,天生是我的恋人!”由此形成了其“诗意般”、“梦幻般”的中国印象,产生出“对中国文化的乡愁”,将中国视为一个“文化中国”。第三部分为第七章,旅行者的体验是构成旅行现象的结构性要素,虽然旅行主体、旅行客体与旅行媒介是旅行世界的共同要素,但连接这三种要素的主线是旅行体验或异文化体验。通过对内藤湖南、宇野哲人、小林爱雄与夏目漱石四位日本知识人在各自的中国游记中所形成的中国体验进行总结,可知其共同特征便是“双重中国认知”的中国观,这一将中国分而视之的“分视型”中国观位于“蔑视型”中国观(甲午战争之后)与“无视型”中国观(大正时代末期)之间,是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由“蔑视中国”向“无视中国”进行转变的过渡形态,这一过渡形态中既包含了“蔑视中国”的倾向,也存在向“无视中国”进行转变的可能性,是一种具有表面上的矛盾性与实质上的主从性的复杂中国观。同时,在吉川幸次郎的“文化中国”即“一个中国”的中国观映照之下,更能凸显出其他四位日本知识人“双重中国认知”的中国观所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其话语脉络进行深度追述,进而究明近代日本知识人的学术与政治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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