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童》是芥川晚年的代表作之一。故事借狂人叙述者之口,讲述了他在一个与人类世界类似又价值观完全不同的河童国的游历经历,对恋爱、结婚、大众媒体、艺术、宗教、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模式、自杀等话题进行了讨论。羽鸟彻哉指出:“《河童》中展现了芥川完整的人生观和社会观,这部作品可以说是芥川文学的缩影与总结”。大部分的先行研究结合芥川的人生经历与时代背景对芥川晚年的宗教观和艺术观做了考察,对于作品中塑造的河童国,大多与芥川的个人经历放在一起进行分析,认为充满了忧郁和苦闷,洋溢了想要挣脱却无处可逃的绝望感。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相较于其他作品,河童国是比较明快的。芥川本人将其称为“格列佛游记式的小说”,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可将《河童》归于乌托邦文学进行讨论。本稿在此观点基础上,从乌托邦文学的角度出发对文本进行解读。第一章对乌托邦文学的概念、特征及其发展的演变进行了分析。乌托邦一词得名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意味着虚构的完美的理想世界。从心理学上来看,它根植于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意识之中。分类上,一般将乌托邦文学分为优托邦和歹托邦,前者一般描绘的是美好的理想世界,后者则描绘一个截然相反的想要避免发生的世界。二者都是迥异于当下社会的文字建构,描绘一种比作者所处的社会更美好或更糟糕的状态,对于人类理想生存状态进行探索,追求美好生活的意识是共通的。乌托邦文学一般是旅行叙事者讲述的异世界的空想旅行记,通过旅行叙事,构建一个与现实世界时空上存在距离,并在身体、文化、政治等方面迥异的世界。第二章讨论了乌有乡——河童国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河童国继承了传统乌托邦文学的旅行叙事方式,并通过空间位置上的远距离、身体上、文化上的反差来实现与现实世界的反差。与此同时,疯癫、河童元素被创新性地运用在作品中,与乌托邦文学进行了有机结合。叙述者的“我”在旅行途中误入河童国,亦因旅行者身份始终作为河童国的“他者”对河童国进行观察。作品中的河童作为妖怪的恐怖因素被剔除出去,保留了大众认知中的外貌和一部分的动物性,并拟人化地赋予了人的智慧和情感感受能力。在河童的身上,集合了人类的思考能力与敏锐的动物般的感受力。在身体上与“我”所处的人类世界形成反差,突出了河童国的虚构性。河童叙事套娃结构使得叙述者的“我”被同时赋予了狂人身份,一方面与当时的精神病院参观记的热潮相关,作为一种“新奇”吸引读者的好奇,另一方面河童国被视为疯子的妄想,再次确立了河童国的空想性,拉开了与读者所在的现实世界的距离。第三章对建构出的河童国是一个怎样的异世界进行具体分析。河童国被塑造得接近于歹托邦,又带有些许乌托邦色彩。诗人托克的死暗示了社会中时时刻刻被监视的政治恐怖,音乐会的骚乱展现了政权对思想的控制。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或者机械反而成为压迫人的尊严和限制人发展的工具。大法官佩普时刻与资本家相伴,作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吃着”下层劳工,讽刺政权与资本勾结的社会现象与资本之下严格的等级制度。而法官家中的山桃盆栽等细节之处暗示法官只是对现实体制虚与委蛇,实际上法官对社会制度抱有不满。他发狂的结局象征着资本车轮的可怕与不可抗性,反抗力量在资本世界中会被排除异己。但是,河童国并不是像《1984》或《美丽新世界》中构建的完全的歹托邦,过着田园乌托邦式生活的河童老者、尊重个人意愿的出生、不受世俗约束的超河童俱乐部等处闪现着理想化的乌托邦色彩。《河童》继承了传统乌托邦文学旅行叙事、构建的异世界与现实世界在时空上远距离、并在身体上、政治上、文化上有巨大差异等特点。在此基础上,添加了新元素,将疯癫、河童与乌托邦文学进行了有机结合。一方面规避社会讽刺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通过一种畸形和新奇在吸引读者的同时,通过河童的视角来观察、反思人类社会,也将另一种社会发展可能性的河童国作为参照物,对现实社会中政治制度、媒体、资本等的不合理之处进行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