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对象是华北日伪改变、塑造民众历史意识的文化建构行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日伪此种建构行为的思想源流、文化机制、建构手段以及具体建构内容诸方面。在研究中以“历史意识”的概念为核心，运用社会控制和大众传播的理论、方法，对日伪的此种建构行为进行了较为全面透彻地社会史研究。 本文的立论基础在于：对于一切政权而言，要想统治巩固，就必须采取措施收拾民心，获得民众对于本政权的文化认同。而此种文化认同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民众历史意识建构是否到位。所谓历史意识，是指种群、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对本种群、民族发展历程的体认。它是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探求，是对未来发展进行历史反思的源头，也是产生和维系一种对社会进行反省、诠释的综合能力的基础。它是构成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关系到种群和民族共同体得以存在的某些根本价值。由此而言，文化认同能否形成很大程度取决于自我与他者的历史意识是否契合。作为社会人的个体，其历史意识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大众传播环境、教育体制和知识背景等等社会化的必要因素密切相关，换言之，历史意识是可以也一定会被权力进行建构。政治权力通过国家机器，利用大众传播、教育系统、公共仪式，来操控转变、强化大众的历史意识，从而塑造民众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社会定位和身份特征，使之认同现有的政治统治。以此而论，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政权寻求民众文化认同的过程很大程度也就是对民众历史意识进行建构的过程。 具体到华北日伪而言，日本侵略者欲巩固其对华北的统治，就必然要使当地的民众认同日本的侵略和统治，这就必然要对民众历史意识进行重新建构。因此其获取文化认同的心情要远比纯粹的本土政权来得迫切，相关建构也更具主动性，也更加有着理论准备和执行力度。其建构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塑造民众一种新的历史意识，一种对其侵略和统治产生认同的历史意识，一种能将其从“外来侵略者”变为“我们”的历史意识。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大众传播、教育系统，通过宗教和文艺等方式，对当地人民不断灌输归顺和效忠思想。日伪一方面加大“同文同种”、“共同反抗西方殖民侵略”等谬论的宣传，以图消灭华北民众的民族国家认同并建构起对于大东亚的认同。另一方面对重庆和延安方面加以丑化，力图使华北民众对二者产生反感和厌恶、进而摒弃；与此相反，加大宣传日伪政权的正面形象，并发掘传统资源，以获得华北民众认同。 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分析日伪文化建构时的思想背景。作为一种文化行为，任何政治势力对于历史意识的文化建构都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制约。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一段时间内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与社会经济、政治相关联的观念、观点、概念之和。无论是文化建构的理论来源、还是建构目标设置亦或是具体的建构手法的发明都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进入具体研究之前，对其建构时期的思想背景进行分析便必不可少。在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意识形态中有两大主流思想，其一是亚洲主义源流下的东亚一体化构想，其二是以建设王道为目标的新民主义。二者构成日伪文化建构的思想背景，是日伪文化建构主要理念来源和建构目标设定的最初出发点。二者一方面是迎合日伪要求应运而生，有着极强的趋时性；另一方面二者在理论上都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合理性，其产生有着一定的思想的渊源。当然就理论本身而言，二者也存在先天的缺陷，前者构成复杂、理论自身矛盾抵牾，后者脱离实际、颇为陈腐，这也限制了日伪文化建构的效果。 第二章研究的是日伪文化控制机构的设立沿革极其相关方面，其中重点对其传媒和教育控制方面进行研究。日伪如果不实现文化控制，文化建构就无从谈起，因此欲研究文化建构，必然要先研究为实现文化建构所进行的文化控制。日伪的此种文化控制主要集中在传媒和教育方面。日伪通过制定法律、设立检查机构并组织宣传同盟对传媒进行严密控制；在教育方面，则通过选择教材、选拔教员、设立社教机构等等加大对教育的控制与利用。 第三章研究日伪对民众的日本形象所进行的建构。此种建构分为日本国家形象建构和日本人建构两部分，其中包括对中日关系史的歪曲、对同文同种的解释与宣传、对日本国力的大肆宣扬等等。 第四章研究日伪对国共和英美形象的塑造。在具体建构内容上，日伪于重庆则言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并斥之为伪；于延安则言“赤祸”之岌，大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误国误民；且对双方的摩擦进行大肆宣传。对于英美则是要在民众中建构其作为“东亚侵略者”的形象。 第五章分析日伪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情形。在对民众历史意识进行建构的过程中，日伪往往别有用心的弘扬一些传统文化，来期望获得民众的认同，这其中包括祭孔祭关的举行、孝子节妇的提倡、推动民间信仰等等。 最后为结语，对日伪的此种文化建构加以理论概括和分析，并从时代背景、政治文化因素、建构的内容与策略上分析日伪文化建构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