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湧現的《詩》類出土文獻為我們提供了《詩經》越來越多的版本,為梳理《詩經》的文本形成與流傳提供了更直接有力的證據。漢代以前《詩經》的形成和流傳過程較為複雜,本文以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詩經》為研究基點,通過針對不同歷史時段《詩經》的成書模式及特點的縱向比較研究,以及針對不同文本類型所對應的《詩經》成書模式及特點的橫向比較研究,將《詩經》成書研究與簡帛《詩經》的體例結合,分析《詩經》在形成及流傳過程的特定時期,在文字和版式等表現形式上所體現出來的具有普遍性的特徵組合,總結特定時期裏《詩經》成書和流傳的具體做法和過程特點。本文分為上下兩編。上編對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詩經》《周南》《召南》《秦》《矦》《甬》《魏》六風及相關《詩》類簡帛出土文獻進行異文的校釋集證。下編對《詩經》定本的寫成過程進行分析和梳理,以及對安大簡《詩經》文本寫成的相關問題進行考論。第一章樂舞歌詩與《詩經》的口頭傳播。現存的西周銅器銘文顯示了《詩》的產生源自于上古時代流傳下來的禮樂文化傳統,自周初產生的歌、樂、舞一體的《詩經》樂歌作為典禮儀式的附屬進入到人們的視野,在儀式上使用的歌辭是進入《詩》文本最基本的途徑,是禮樂制度的產物,其性質是純口頭性的。在周代禮樂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樂教及分化出來的詩教,均是以口耳相傳為傳播手段。第二章書于竹帛:《詩經》寫本的確立。周康王“三年,定樂歌”是西周時代對《詩》文本的第一次整理活動。周昭、穆王時代“設象以為民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是《詩》文本的第一次大規模集結,並正式確立了《詩》的文字化寫本。宣王時代對《詩》文本的整理,將歷史與其時的儀式樂歌合編,又納入“變風”“變雅”的諷詩,形成了《風》《雅》《頌》齊備的《詩》文本的基型。平王時代由于大量諷刺詩以及諸侯《風》詩的加入,《詩》文本的性質與結構發生了徹底的改變,以儀式樂歌為對象的編1原則被美刺觀念所取代,史籍中被明確稱為《詩》的《風》《雅》合編的詩文本正式產生。齊桓公時代採集和編定了諸國《風》詩的大部分作品,並將《頌》納入,以《詩》為名的《風》《雅》《頌》的文本合集正式產生。最後,孔子將周遊列國時從各方收集到的三千余篇樂詩,“去其重”“取可施于禮儀”,進行了對《詩》文本的最後一次編訂和整理。第三章文本並行:竹書《詩經》的形制相關問題,以安大簡《詩經》為中心。通過對比戰國各種《詩》類竹書的簡長與容字、契口與編聯、題記與書寫,分析各種竹書形制上的共性與特性。第四章四家《詩》及安大簡《詩經》文本差異。通過對齊、魯、韓、毛四家《詩》及安大簡《詩經》異文用字、音韻、編次的異同進行比較,分析《詩》文本的來源和流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