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和银行都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并自主经营的经济主体。银行的融资活动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日趋活跃、领域不断扩大并对企业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企业有资金需求，银行有融资动力，并且在市场约束和双方博弈下形成都能接受的市场条件，从而完成融资交易，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从企业筹资行为看，企业围绕经营目标所形成的资本结构是企业作出筹资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从银行融资决策看，客户选择和风险管理是其主要内容。即银行从制定信贷政策、进行市场分析、信用分析、发放贷款、收回贷款或形成不良贷款后的追索是银行融资的全过程。银企融资交易还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企业的筹资动机和投资目标以及实际的行为也呈现不同的特点，银行则需根据企业的现状、发展趋势作出进退或增减融资额度的决策，避免和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融资交易完成后，作为微观效果主要取决于企业发展和融资目标能否实现，能够实现则企业取得利润，银行得到利息收入，本金安全收回；否则，企业的经营就会受到影响甚至还会危及到企业的生存，银行也可能本息无归；作为宏观效果，如果银行体系的融资行为都能够有效率的实施，则能促进国民储蓄向现实投资的有效转化，社会经济资源得到合理配置，银行体系和企业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否则，就会造成银行资产质量低下，银行不敢也无力扩大融资规模，企业经营困难，发展资金捉襟见肘，无疑将梗阻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严重则会引发金融危机、引起经济动荡。因此，研究企业发展和银行融资的目的，就是寻求企业和银行行为的理性化和效率导向，促进经济增长，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 本文的围绕四个方面的内容分析我国企业发展和银行融资：一是对转轨过程中银企融资变化的分析；二是对银企债务困境及其化解措施的分析；三是探寻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银企融资新模式；四是借鉴国际经验，吸取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银企关系的教训。为此，本文将我国的企业发展历程和银行融资变迁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以前的传统体制阶段、1978年-1994年的体制转轨阶段和1994年以后的体制创新阶段。 在转轨时期，银行和企业之间呈现典型的“双轨制”特征。一是银企关系建立的市场化选择和行政化安排并存。长期以来，银行和国有企业主要是在行政安排下建立结算和信用关系，银行被指定为特定的国有企业服务，国有企业则在指定的银行办理存贷款和结算业务。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行政化安排逐步动摇，首先国有企业选择银行的权力扩大，银行往往为争夺效益好的企业作为本行客户而展开竞争。其次，银行在建立新的信用关系时也要选择企业，“嫌贫爱富”成为银行选择企业的前提。国有银行与非国有企业之间、非国有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则更趋于市场化。但由于行政力量的惯性，彻底改变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行政化关系尚需时日。尽管如此，银行和企业及其相互关系虽然还带有传统体制的惯性，但其总体方向是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因而对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银行优先给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贷款，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实际上是银行代替了财政职能支撑了这些骨干企业。二是市场化选择的逐步增强有利于资金、资源配置的优化。一方面企业选择服务好、效率高的银行，加快资金运转；另一方面，银行选择企业有利于资金向效益好的企业转移，推动资金效率的提高。三是银行对非国有企业信贷的硬约束，实际上指明了银企改革的方向，有利于形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和规范银企融资行为。 转轨时期形成的这种国有银行主导型融资体制（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缓解了企业资本严重短缺的矛盾，从表面上掩盖了银行信用风险与企业债务危机。但是却造成高风险、高成本，导致银行债权无法实现，银行集中了巨额不良资产，形成极为严重的信用风险。实际上，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历和国有辅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是一个问题的两各方面：一方面国有企业对银行融资的高依赖是其过度负鹰的表象，但国有企业的高负债更有着根本性的体制原因；国有企业的亏损更多的原因不是利息负担过重。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不断上升固然与大量国有企业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紧密相关，但银行本身的经营机制不完善、信贷风险管理落后、内控不严、监控能力低下也是重要的因素。因此，分析企业僻务问题必然要联系银行的经营行为，探讨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当然在分析企业症结的同时也要着力探寻银行自身的问题。只有企业和银行二者的问题都能得到合理解决，银企的债务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抉，单一地解决某一个方面的问题，都是难以取得成效的。基于此，本文对国家化解国有银企债务危机的主要政策措施—一破产兼井和核销银行呆坏账、债转股和剥离银行不良资产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并认为消除产生不良资产的机制才是改革的根本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