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代表作，至今仍然对中国人的言行有巨大影响。辜鸿铭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学者和翻译家，是将《论语》和《中庸》翻译成英语的第一人，其译本在西方广为流传。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家，辜氏对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庸》的真意以及让译本更易为西方社会所接受，辜氏在翻译中不仅大量地从西方作家和学者中引经据典，而且巧妙地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与对照，从而指出了中西文化的相似性及中国文化的长处。本文将从辜鸿铭所译的《中庸》译本的特点入手，以Bassnett和Lefevere的改写理论为主要理论框架，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来分析辜氏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发挥。本文主要是从改写理论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角度看辜氏在选词、引用、注释中的翻译再创造。辜氏特殊的人生经历、天赋以及个人的美学意识在其译本中呈现得淋漓尽致。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辜氏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充当着一个最为重要、最为活跃的角色。他的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贯穿于翻译活动的每一个步骤。受翻译目的、社会背景、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主动性和创造性是译者主体性最主要的特征，它们的不断发挥使得译作成为了一种再创造。本文作者希望能为辜鸿铭的翻译研究做有益的补充，同时加深对译者主体性的认识和理解，更多的人来从事中国典籍的翻译，这对翻译活动论的理论与实践大有裨益，进而对中西文化的传播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