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是中国古代众多文体中的一种,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式特征,并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颂、诵互为通假,导致颂的含义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颂包括一切有韵之文,狭义的颂指颂美之文,作为文体之颂,则指汉代以后从诗歌中脱离出来、具有独立文体意义之文,即前人所谓的“颂体”。这种颂与赋一样,乃“不歌而诵”之文,形式上分为有韵和无韵二种。颂从东汉开始自成一体,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体式特征逐步明确,刘勰说:“颂惟典雅,词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奢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诫之域。”是对颂体最好的概括。颂在后代虽已不再入乐,但仍然作为重要的礼乐文化载体被历代统治者重视,从这个方面说,颂在展现自身文学特色的同时,也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文体。本文共分五章,内容分别如下:第一章探讨颂的体式特征。南朝梁著名文人任昉在《文章缘起》中认为,《诗经》之后,第一篇完全具备颂之体式特征的作品乃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任昉虽未及论证,但根据内容看,《圣主得贤臣颂》已初步具备颂的体式特征,标志着颂由诗入文的转折。刘勰在《文心雕龙·颂赞》篇中,对颂之体式进行总结,其中“雅而似赋”、“敬慎如铭”句文约意广,对这两句的分析,可以更深入地探寻刘勰的颂体观。颂从汉代开始已不再入乐,前人虽未明说,但通过班固对不同颂的归类,以及元稹《乐府古题序》中对颂的态度即可看出。前人对“诗颂”与“颂诗”使用的截然不同,也说明了颂体与音乐的分离。第二章分析颂与其他文体之关系。由于分类方法的多样化,颂常会出现与其他文体相互交叉的情况,同一篇作品,既是颂,也可视为赋、赞、铭、碑,这便也导致颂体研究意义的扩大。颂具有广义和狭义双层含义,以及汉赋颂美倾向的突出,致使汉代赋颂混称、连称现象极为普遍,而对于连称的原因,除以上原因外,还因为赋颂二体的同源性及文体地位的相似性。赞与颂的关系极为模糊不清,甚至班固也认为“赞颂相似”。赞乃颂扬文章的一类,并非颂体,但在很多方面仍然显示出与颂极为相似的方面。铭、碑与颂的功能相同,命名的着眼点不同,文体类属也有区别。刘师培认为刘總“(颂)敬重如铭”的总结不够合理,则是没有认清颂、铭的内在联系。“碑颂”一词的广泛使用,则表明了颂、碑二体的融合。与其他文体一样,颂亦有序,与诗序、赋序不同,颂序与正文的关系极为密切,其功用在于承担了正文无法呈现的内容。颂序的作法不拘一格,融表于序则是最常见的写法。第三章研究颂与刻石的结合。刻石纪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同时也是后世颂体的另一个重要源头。人们常以乐石、贞石、玄石等名称赋予石料美好寓意,而颂石的出现则更加体现了石刻颂扬主题的突出。唐代刻石非常发达,而此时的颂也多为此用。其题材之广泛、数量之巨大、形式之多样都是以往无法比拟的。元稹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碑,作为刻石之颂的典型代表,表达了对唐代王朝中兴的赞颂,但在后世常被人认为并非颂扬之文,实乃误解。第四章分析颂在礼仪中的使用。由于受宗经思想影响,汉代并无巡狩赋,作品悉以颂命名。明清时期人们重新阐释经典,巡狩赋方才大量出现。与其他文体相比,颂在封禅礼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封禅前用于规劝,封禅中用于“刻石纪号”,封禅后用以记述礼仪。上寿颂出现于宋代,而到了明清方繁盛起来,尤其是清代,九如颂、集句颂、千字颂、万言颂的出现,极大丰富了颂体的样式。第五章论述颂对史事的记述。颂常用以记述一些政治事件,而这最早可溯源于《诗经》之“史克作颂”。隋开皇十六年(596),当时国富民强,开皇之治的各种措施已经完成,许善心创作《神雀颂》加以歌颂,隋文帝大加称赞,反映了文帝当时的自得之心。明宋濂所撰《平江汉颂》是记载鄱阳湖水战的第一手材料,同时对后世的史书也有补益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