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观念是沟通代际的桥梁。巫观念在先秦时期有较大的社会影响,礼仪、祭典、俗例、语汇多与之相关。巫观念的裂变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推进相关。由“巫”到“人”的转变中,其实弥散着两种趣向。一种是巫的观念驻扎在君王心中;另一种则是巫的观念始终萦绕在士大夫、平民的意识当中。逮至汉代,一方面,帝王在施政活动里融入了巫的传统力量;另一方面,这种力量悄然无声地转化成为他们内心深处的支柱力量。本文选定巫观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钩沉不同时空的史料,以其中的语料为基点,厘清出先秦至两汉时期巫观念的发展脉络,兼论史家的书写问题,得出他们的笔下嵌入了自身的思想观念。随着近代考古发掘的进展,一大批出土文献纷纷现世,这些新出土的简牍、帛书无疑给先秦、秦汉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了更好地探究这一长时段巫观念的变迁,笔者将全文析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这一部分主要论述了这一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国内外学人相关的著述情况、相关概念的界定、史料的来源和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内容,从而得出这一议题的可行性与争论点,巫观念这一概念的限定范围,理论切己的重要性,并在本部分进行了必要的讨论。第二部分着重于分析巫观念的出现与确立的过程。这一部分重点叙述了人类自扎根于地球后,巫是如何裂变的,进而说明古代农业、历法、宗教出现也是人类观察自然,反观己身的结果,巫具有三个特点,分别是巫具有特异功能、神圣梦境和法器具有稀缺性的特点,历史文本中的古圣王黄帝具备巫的印迹,比如,“黄帝梦境”,梦境类似于异象,多指梦中传道。从史籍中看,颛顼时期对宗教进化的影响力大,但黄帝的身上的巫观念更为后世帝王所承继,可以说,黄帝的影响力并不亚于颛顼。第三部分是分析了三代历史中的巫观念。针对古史的繁芜、分散的特点,这一部分主要引入文法结构来分析古史,笔者通过大量爬梳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诸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和《竹书纪年》,组合不同文献中的相同信息,经过分析后,得出观念性的东西不会因为时空而被割裂,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中笼罩着巫观念的浓郁气息,换句话说,“三王”的背后亦有思想的延续,并对妹喜、妲己的形象进行了再分析,从而得出她们或许是政治权力的牺牲品。第四部分讨论的是巫观念的盛行与时人观念。这一部分遵循的视角是眼光自上及下,重点分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巫观念,这时,巫观念早已褪去单一的祭祀外衣,且转化为人们意识中的一部分。从日渐丰富的史料中,我们可以敏锐地捕捉到君王、大臣、知识分子等相继借助巫观念的情势跃然于纸上,他们不经意间使用的语汇多与巫观念相关,楚国这个国家就颇具这一特色。即便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也无法与传统完全割裂,比如,孔子,正因为此,他的形象具有反复性的特点。另外,笔者使用《国语》和《左传》组合分析了史家司马迁笔下的“吴、越之战”,得出了吴、越两君王的意识中亦有巫观念的成份,从而得出史家司马迁的记载具有选择性,甚至存有抵牾之处。第五部分论述的是秦汉帝国的巫观念。这一部分笔者从秦的先祖入手,剖析了秦汉帝国的巫观念,揭示出秦帝国的统治者不仅与先祖有着极深的羁绊,而且追随黄帝的步伐,向往上天,汉帝国的统治者汉武帝更是如此,平民也接受了这一观念,还整合为之己用,并再次得出司马迁记载存有疏漏,其记载带有明显的选择性的特点。如果说齐桓公试图封禅是个别案例,此时,已蔚然成风。另外,语汇的使用限定变得更为明确,比如,“灵”这一语素已成为皇帝的御用语汇,不仅广泛见于正式诏书中,而且大将军卫青一度把它作为上书给武帝的专用语汇。这一部分亦采用出土文献进行佐证,从不偏信于任何一种文献。结语部分对论文的相关论点进行了凝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