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社会的关键构成部分，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不仅能够反映城市空间组成结构，也是判断城市是否良性有序发展的重要依据。研究城市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化特征及空间分异的作用机制，既可以帮助人们掌握城市发展变迁中的结构变化规律，又能指导人口和经济产业的合理布局，从而为深化国家及城市的规划发展和转型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与政策建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总人口由1949年的5.4亿人发展到2019年末的14亿人，年均增长率约为1.4%。在人口总量持续增长的同时，人地关系矛盾、人口分布过于集中、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城市人口问题日益凸显，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人口分布不均衡的现象，造成能源短缺、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为城市发展和社会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剖析城市人口空间分异特征及其作用机制，对于优化人口布局，合理引导人口有序转移，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针对城市人口空间分异的研究对象多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的研究也多数集中于武汉、杭州等中、东部地区城市，针对西部地区新一线城市的研究较少，且研究多采用省级、区或县级数据，缺少乡镇层面的精细尺度数据研究；研究方法上，以传统时间序列模型或普通面板模型为主，忽略了人口空间分布的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综上，本文选取我国西部新一线城市──成都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街道和乡镇为研究单位，采用标准差椭圆法、变异函数、人口重心和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多视角探究2000至2010年成都市人口空间分布的动态演变特征，并采用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成都市人口空间分异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交互作用及其异质性进行系统研究。
　　研究发现：
　　（1）2000年至2010年期间，成都市人口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具有明显的“向中心聚集”趋势，人口密度在空间上呈现出以市区中心为“核心”向周边城区逐渐递减的分布格局；人口数量以第一圈层城区为高值点，由内向外呈层级状减少。研究还发现，成都市316个街道（县、市）的人口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
　　（2）成都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发展演变研究显示，Clark模型是刻画成都市人口分布的最佳人口密度模型，成都市虽然已初步形成多核心结构，但多中心结构尚未发展成熟，人口分布仍呈现“核心—边缘”和“圈层分布”分布规律；2000年至2010年期间，形成了第二圈层人口快速增长，第一圈层和第三圈层人口缓慢增长的空间格局。
　　（3）成都市人口空间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器研究显示，社会经济和地理自然两方面的驱动因素均对成都市人口空间分布具有驱动作用，但自然地理因素对人口分布的驱动作用弱于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同时因子间存在交互作用，两因子相互作用对城市人口密度的影响力，均大于各因子单独作用时的影响效果。
　　（4）成都市人口密度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医疗设施附近人口分布为正向聚集效应，教育指数、公司企业指数、林地指数、交通指数、水体指数对人口空间集聚的影响效应，则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既有正向推动作用又存在负向效应。具体表现为，企业指数以负效应为主，特别是成都市第一、二圈层内的公司企业或商务区附近配套住宅少，居住成本较高，因而常住人口较少；教育指数以正效用为主，除崇州市、大邑县和邛崃市之外的区县多为正效应；由于成都市林地资源分布不均，出于对生态涵养地的保护，必须对林地附近的人口进行迁移，因此林地指数对于成都市人口集聚的影响主要呈现为负效应；由于成都市水系网络发达，而水体资源附近常住人口较少，因此水体指数对于成都市人口集聚的影响也主要呈现为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