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与公民个人的人身、财产权益紧密相连。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条文散见于各大法律之中,但即使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出台,从立法的角度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可以得到法律的规制。但实践中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屡禁不止,不仅侵扰了公民的生活安宁,更进一步扰乱了社会秩序。且此类行为呈现出小额分散的特点,公民个人因为损失较少,而诉讼程序复杂,往往不会选择进入诉讼程序。这就导致传统私益诉讼制度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力不从心,无法有效制止侵权行为的继续发生。因此应当认识到,单纯的立法并不能解决当下个人信息保护的难题,只有进一步探索个人信息保护的诉讼程序,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当下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难题。目前我国法律对于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定义过于抽象与概括,致使该制度在具体实施方面还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因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不仅具有私益性,更具有公益性,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实际上更侵害了集合性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将公民个人信息纳入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从理论上而言具有可行性。本文进一步对现行法律中规定的诉讼请求权类型进行逐一分析,从而论证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所享有的请求权类型,以求完善公民个人权益保护路径。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引言部分,通过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权益行为特征的分析,探讨在传统私益诉讼无法有效发挥制度功能的情况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方面发挥的补充性作用,并对现有法律规定以及学界理论进行总结分析,从而引出请求权的几大类型。第一部分,通过实践中的经典案例引出行为请求权的含义,并对其效力进行评价。因行为请求权重在未来的预防,而不包含对已有损害的填补,故得出行为请求权不足以覆盖公民所受全部损失、单独适用行为请求权不符合民法公平原则的结论。第二部分,通过对补偿性赔偿请求权的性质进行分析,探讨补偿性赔偿请求权的正确适用路径。因补偿性赔偿请求权重在损失的填补,重在保护私人利益,因此应当由公民个人通过传统私益诉讼得以解决,而不适用检察公益诉讼。第三部分,通过实践中的经典案例引出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功能定位。惩罚性赔偿通过提高违法成本、降低违法收益形成惩罚与有效威慑,预防再犯,符合现下公益诉讼制度的价值追求与功能定位。并对目前学界针对惩罚性赔偿不适用于公益诉讼的几点主要理由进行反驳,以证明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纳入检察公益诉讼中的可行性与正当性。第四部分,引入案例的同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定义进行法律定位,得出公民个人信息作为集合性利益,具有公共利益的本质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撇去不法收益权背后的诉讼实施权理论。因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已然涉及到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又是《宪法》所规定的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因此其请求撇去不法收益具有实体上的法律依据。最后结语部分,对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可以提出的请求权类型进行总结,并指出有待解决而本文尚未能完善的部分问题。如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制度衔接问题,以及在惩罚性赔偿请求与撇去不法收益请求存在部分重合如何选择适用的问题,尚需要进行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双重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