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是世界贸易体系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目前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大多还只是停留在中国入世对世界经济和中国本身发展的影响这一层面,少有人探讨中国入世对WTO法律制度的影响。本文并不打算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入世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中的一类特殊条款,这些特殊条款包含了超出现有的WTO协定所要求的义务。此类义务也被称为“超WTO(WTO-plus)”义务。关注于中国入世所承担的“超WTO”义务对于WTO法律制度的影响。并着重以“超WTO”义务中的国民待遇义务为突破口,分析其概念、内容、实质及运用,以期达到对“超 WTO”义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从而为我国更好的遵守、利用WTO规则,维护我国利益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超WTO”义务基本理论问题。通过介绍中国的“超WTO”义务的产生背景及分析框架,分析这些义务产生的原因,指出“超WTO”义务产生的原因可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贸易利益诉求;中国面临的三大转型问题,推进市场化进程的需要;世界贸易组织存在的体制漏洞。认为从根本上说,我国被要求承担超WTO义务的主要原因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与政治优势,强迫中国承担了超越WTO成员一般意义上的义务,是一种不公平的博弈结果的体现。　　第二章：“超WTO”义务内容概述。从议定书的角度解读“超WTO”义务的基本内容,指出其内容主要包括:法治方面的“超WTO”义务;市场经济方面的“超WTO”义务;投资自由化方面的“超WTO”义务。　　第三章：WTO国民待遇原则与我国入世。通过国民待遇演变及实质的介绍,分析中国承担“超WTO”义务中有关涉及国民待遇的条款,认为我国所承担的国民待遇承诺范围是远远超出现有WTO相关协议的范畴,是单独为我国创立的国民待遇标准。　　第四章：“超WTO”义务对WTO法律制度的影响。分析以国民待遇为代表的“超WTO”义务对WTO体制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并阐明本文的结论与以及改革WTO加入程序的若干建议。通过对“超WTO”义务起源、性质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得出结论:将行为规则的制定建立在针对特定成员的基础之上(on a member-specific basis)的作法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时代的产物,根本上与以规则为基准的WTO体制不相吻合;我国被要求承担超 WTO义务的主要原因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与政治优势,强迫中国承担了超越WTO成员一般意义上的义务,是一种不公平的博弈结果的体现;同时,应当注意到,只有建立有效的适合我国国家的贸易体制,才能提高贸易体制的运作效率,加快促进我国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形成;有效、透明的贸易体制只是形成国家竞争力的基本条件,要真正形成国家竞争力,还主要靠国内自身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