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飞速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融合,市场中的商品已经从货物产品扩展到各类资本产品,如各类固定资产的购置、跨国投资的流动、证券期货的投资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目前,这类资本商品的持有和交易(资本品交易)创造了大量的经济价值,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也使得在所得来源的比例构成逐渐由劳动所得的一枝独秀逐渐演化为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分庭抗礼。基于税收中性的原则以及世界税制改革中拓宽税基的改革趋势,近些年的国际潮流是对劳务所得进行课税的同时,更多的是把目光和研究的重点向资本所得延伸,特别是在资产长期保有、转让而出现数额巨大的所得时,政府对这类所得的课税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世界各国对于来源于资本的所得课税已经日益重视,对资本性商品和对来源于资本的所得征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一些金融业较为发达,资本市场活跃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已经实现了对证券转让利得、土地转让利得以及各项财产转让所得征收资本所得税。　　 始于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在短时间内席卷全球,对各主要经济体纷纷造成或大或小冲击的事实,更加凸显了资本这一被经典经济学家视为财富主要来源的重要性和威力。这也揭开了隐藏在“自由主义”光环背后的当局主管部门的监管不力,暴露了资本市场发展过度“自由”的深层次问题,这也引发了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规范资本市场的发展”,因此出现了用“政府干预主义”、“监管资本主义”代替“自由资本主义”的回归思潮。而这种体现“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政府干预主义,在使西方国家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正是考虑如何发挥财政政策的调节效应,考虑税收在规范资本市场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对我国而言,虽然我国在这一轮经济危机中所受的冲击相比发达国家较弱,但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也正是我国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融入到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表现。对于这一未来发展的趋势,我们理应未雨绸缪,顺应国际趋势,建立适应我国需要的资本所得课税体系,也好为下一步实现我国资本市场又好又快发展奠定基础。　　 本文尝试对资本课税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重点分析我国资本课税面临的问题及其完善思路,为我国完善税制体系、开辟财政收入来源作出一些有益的理论探索,也希望能对我国资本课税理论和实践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当前我国对资本所得税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规范分析多,理论、实证研究还比较少。因此,本文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将有利于我国资本课税研究方法的推进和创新。在此,本文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以及动态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引入到资本所得课税问题的研究之中,希望对中国资本课税体系的完善作出贡献。　　 从实际意义上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市场的日趋繁荣,资本所得税的税基越来越大。自1990年我国建设资本市场以来,截止到2008年末,我国上市公司通过境内市场累计筹资3396亿元。其中在2008年,首次公开发行A股75只,筹资1066亿元；A股再筹资获得1332亿元；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可转债、可分离债、公司债筹资998亿元,增加587亿元。2008年企业共发行债券20520亿元。其中,金融债券11797亿元、企业(公司)债券2655亿元,短期融资券4332亿元,中期票据1737亿元。而在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财税政策对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还缺乏有效的调节。非规范化、非制度化、非法治化因素的大量存在使得政府越束越需要用税收的手段去加强管理。而适时开征资本所得税不仅能使各类经济资源在税收上获得公平待遇,而且具有显著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税负主要由持有资产较多的“富人”承担),有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抑制过度投机。可以说,资本所得税能够而且理应成为调控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最后,对资本所得进行课税,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这也是大多数国家开征资本税的主要目的,因为资本所得和一般所得一样,增强了纳税人的纳税能力。这也为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为此,本文以资本所得概念为前提,以税收对资本所得影响的各种理论模型为支撑,以先进的资本所得课税实践为依托,以资本边际有效税率和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一体化为突破口,并最终把落脚点放到如何对资本所得进行课税上来。除了在理论上对尽力确保把资本所得课税搞懂弄通,还要与实际部门的工作经验相结合,以期可以达到理论指导实践的效果。在具体的内容安排上,分六章进行了探讨。　　 第一章导论先是对本文的选题思路和依据进行了总体的阐述,并对当前国内外学者对本课题已作出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在此基础上系统的描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案和本文的创新之处。　　 第二章资本市场与资本所得则从宏观上对国际国内的资本市场和资本所得情况进行了勾勒。首先对资本市场从定义,功能,现状以及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我国资本市场近十年内迅猛发展,并将在可预见的将来得以持续,而且资本市场与经济发展休戚相关,相互影响,我们要更加重视重视资本市场。其次,本文对资本所得这一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其与其他所得的异同。最后,对经济发展、资本市场、资本所得以及资本所得课税这四者的关系进行了总的分析和描述,指出他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　　 第三章资本所得课税理论分析首先是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西蒙斯蒂经典作家对资本所得课税的观点进行了综述,阐明了资本所得的传统课税理论,随后在第二节探讨了在上世纪税收分析中占重要地位的“最优课税理论”框架下,主流经济学家对最优资本所得课税的分析。鉴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在第三章的第三节又对基于中国国情的资本所得课税理论进行了研究,采用Bewley模型并基于市场不完全,借贷约束的背景得出了资本所得课税并不为O的结论,并用马尔科夫链对我国的最优资本所得税率进行了求解。　　 第四章国家资本所得课税实践与经验借鉴则是更多的从比较分析的角度对资本所得税进行探讨。首先是对资本所得税负进行了国际比较,随后有总结了六个发达国家和四个发展中国家当前资本所得课税的做法,归纳了各国资本所得课税的动因和特点以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第五章资本所得课税实证研究则是希望对我国历史以及当前的资本税负情况进行一个实证分析。先是归纳和比较了三种主要的资本所得税负的测算方法:平均税率,有效平均税率和边际有效税率,得出边际有效税率是最能有效反映现实的实证分析方法。随后,详细介绍了资本所得边际有效税率的模型和测算方法,并结合我国实际对模型进行了修订,随后代入各参数数据对我国资本所得的边际有效税率进行了测算。得出我国当前资本所得的边际有效税率主要受通货膨胀率以及生产型增值税的影响,在采用税收楔子来比较后,我国的资本所得边际有效税率在国际上是偏低的。　　 第六章我国资本所得课税制度建设则首先探讨了资本所得课税一体化这一重要概念,随后对我国当前与资本所得税收相关的政策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各项政策散见于各税种之中,缺乏政策合力。最后对我国资本所得的政策选择和税制体系构建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并探讨了其他配套的改革措施。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西方经典税收理论中的最优税制理论为基础,用动态优化求解方法为手段,在不完全保险市场以及借贷受限制的约束条件下,以无限生命的代表性居民和其不具有完美预期为背景建立资本所得课税模型,并得出最优资本所得税率大于零的结论。由于上述的假设条件与我国的现实较接近,这也是本文中我国资本所得税具有可行性的理论基础。　　 第二,作为衡量一国吸引国际资本的税收竞争力的重要依据,我国对资本边际税率这个重要概念的探讨仍较少。本文用经典的K—F方法测算出中国不同行业和不同融资来源的资本边际税率,为我国当前的资本税负提供最直观的数据支撑。同时,也为对资本所得课税实践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基础。　　 第三,以对资本所得课税探讨为契机,前瞻性地对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一体化进行了研究。由于我国的资本所得仍面临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双重课税,因此两税一体化的探讨不仅是资本所得课税的题中应有之意,而且也对我国全局性的税收体制构建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是由于实践经验的缺乏,加之数据资料收集方面的困难,本文在资本所得课税模式设计方面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在所得税制的改革中,如何依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本市场结构,参照国际上资本所得课税的先进经验,建立符合中国实际又可行的资本所得税制,在统筹考虑资本所得税各项税制要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税务部门实际,设计合理的计税基础、课税范围、课税方式、计算方法以及合理的税率水平和税收优惠措施,在突出该税种的可操作性的同时又顺应资本课税的发展趋势,保持一定的前瞻性将是笔者在以后研究者所希冀做更深一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