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合同法定解除制度于学说理论及立法司法实践层面,长期以来多有争议、难作统一解说。本文尝试对该制度内各热点问题之上的不同观点进行分析、比较,并结合自身理解、感悟提出个人看法。同时以此反思及检讨我国现行法中的合同法定解除制度。文章第一部分从法定解除之上位概念——合同解除着手,确立合同解除以解除权存在为前提的立论基础,从而排除合同解除规则对于合意解除的适用,进而推导、界定合同法定解除的概念、性质、制度目的及功能。明确合同法定解除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行使法律规定发生的解除权,使合同效力溯及消灭的行为。法定解除权为形成权。法定解除行为作为以消灭已有合同关系为意思表示要素的法律行为,为单方、不要式、处分行为。该制度以于合同严守已为不能或不必要时,为债权人提供摆脱合同拘束的救济手段为目的及功能。第二部分对合同法定解除的主体及客体进行分析。主张因法定解除主要于合同债务不履行场合为债权人提供救济,故法定解除权主体为债权人。对其客体,笔者主张应为已有效成立的债权合同。第三部分为合同法定解除与各类似概念共性与区别的分析比较。以此明确合同法定解除的法律特性。法定解除权发生原因可视为对合同法定解除制度进行规制的起点。本文第四部分以此为重点,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考察了大陆法系合同法定解除权在罗马法时期的产生,于近代法、德民法典的正式确立,及发展至现代的沿革过程。之后,对现代大陆法理论中法定解除权发生原因进行了逐一讨论。并对我国同时引入大陆法给付拒绝,及英美法期前违约两种价值相同制度作为法定解除权发生原因的作法,提出不同看法。本文第五部分着重探讨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笔者认为,法定解除权的形成权属性,对其行使方式有着决定性影响。在比较了大陆法系存有的三种方式之后,坚持认为通知解除最为适宜,实际也已为我国法继受,但在我国这一问题并未引起重视的现象值得反思。合同法定解除的效力,特别是溯及力的有无及其与损害赔偿的关系,可以说是争议最为激烈的话题。笔者在文章第六部分简要介绍各种理论学说之后,肯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