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意、英四国的二战题材电影通过其叙事模式、人物塑造、影像风格等内部话语与战后西欧社会文化思潮和意识形态语境等外部话语之间的深度交互,参与了二战相关的国族叙事建构、创伤记忆疗愈和罪责反思进程。四国二战题材电影的数量悬殊、成就高下以及美学形态的诸多差异,均源于不同国家的“记忆任务”的轻、重、缓、急之别。“记忆任务”越重的国家,其二战题材电影的总体艺术成就相对越高,对本国主流电影思潮的建构和电影审美取向的转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相较之下,记忆任务较轻的国家,其二战题材电影取材较为单一、批判性弱,则相对游离于本国主流电影史之外。西欧二战题材电影作为历史叙事文本,在不断流变的当下社会现实中构建二战记忆,在意识形态主导的国族神话、大众集体意识以及电影作者的艺术表达三种主体力量角力中将二战历史叙述为群体共享的二战记忆。西欧二战题材电影经历了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在“压抑阶段”,国族叙事以抵抗主义神话遮蔽个体记忆,集体的刻意遗忘与电影作者的刻意记忆之间呈现紧张的博弈关系。在“内化阶段”,一部分通过自传式叙事将战争中的各色群体和多方事实呈现在银幕上,另一部分则从代际关系入手声讨被遮掩的战争罪责,寻求新的身份认同,但他们事实上都注重灵活调整叙事技巧,以调试社会大众的接受情绪,将真实的创伤记忆内化于西欧民众的历史与生活。“记忆”与“遗忘”在这一阶段是相互协作的关系。在“弥散阶段”,欧洲一体化进程促使二战创伤记忆每每成为各国之间建立情感和获得认同的起点,西欧二战题材电影再度被流行文化所捕获,呈现出类型化倾向。而另一方面,电影中的犹太大屠杀话语不断兼并当今第三世界国家苦难话语,对二战苦难的记忆间接导致了对其他国家具体苦难的遗忘。二战记忆的弥散现象证明西欧文化真正克服了二战创伤,也预示着二战记忆已然成为继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神话之后的新欧洲神话。西欧二战电影叙事的伦理困境是:传统的正邪对立的二元道德评判体系无法推动罪责反思进程,故无法实现创伤疗愈功能。对此,依托西欧伦理学、社会学、文艺美学的长足发展,西欧二战题材电影逐步建立了一个立体化、开放化、历时性的道德评判体系:对于平庸之恶的发现,将罪责审判问题转化为负罪者与自我、与体制的对话和反思;对身体主体性的认识激发了广泛的女性主义社会实践,而西欧二战题材电影中的女性作为战争中立者所遭遇的间接伤害,将战争罪责中的“我”与“他”缝合为休戚与共的“我们”。存在主义哲学所提出的自由观和死亡观,将战争罪责的直接后果者——无辜者的死亡,转化为人在向死而生的恒常宿命中如何坚守和选择的哲学命题。经过了伦理的审判、身体的缝合和存在的超越,西欧二战题材电影被从绝对的二元道德评价体系中解脱出来,西欧二战创伤记忆由一种民族之间的具体的仇恨记忆,转化为具有人文关怀、反思意识和审美价值的文化记忆。西欧二战电影的两个历时性框架:创伤建构体系内的“压抑-内化-弥散”,罪责反思体系内的“罪责审判-创伤表征-人文超越”,为中国二战影片提供了坐标参照。比照之下,中国二战反思的越位和游离两种错置现象,不仅缘于公正迟到所引发的二次创伤,更缘于民族主体性的缺席所导致的内在反思的无力。因此,建立内省的民族文化主体以疗愈民族创伤,书写建构性的历史记忆以确立民族身份,是中国二战电影乃至中国民族电影的必经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