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的经济、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但在政治、文化、生态领域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需要兼顾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1996年10月,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到“文明城市”这一名词,这引起了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文明城市的评选标准非常严格,评选方式多样且时间跨度大,“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因此成为一个体现我国城市整体文明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全国掀起了以创建文明城市为主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热潮。在财政学研究中,地方政府债务增长问题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地方政府为了经济高速发展和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需要大量资金,但由于《预算法》强调收支平衡原则,地方政府又缺少从市场直接获取资金的手段,所以地方政府逐步将财政收入的重点由预算内收入转向预算外收入。结合创建文明城市的评选热潮,当选文明城市以后,城市的综合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居住环境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会进一步吸引人才和资本的集聚。在中国现行的财政制度下,这些变化是否会影响政府的财政资金支出需求,参加文明城市评比期间以及在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以后是否对地方政府债务发行规模产生影响,这些问题都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以文明城市评选和地方政府债务发行规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对地方政府债务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较为系统地总结了以往文献研究中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原因和当选文明城市后的影响;其次,在文献综述和相关理论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文明城市评选期间和当选文明城市后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相关假说;再次,为了验证相关假说,本文采用曹婧等（2019）整理的新口径城投债数据来衡量地方政府债务变量,选取2006年—2015年文明城市评选结果和相关城市的宏观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研究文明城市评选对城投债发行情况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当选文明城市后显著促进了地级市城投债发行规模的增长。在拓展性分析中,本文发现在文明城市评选周期内政府的竞选行为对城投债的影响逐渐增大。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发现:西部城市当选文明城市对城投债的影响远大于东中部城市当选的影响;省会城市当选文明城市对城投债的影响比非省会城市更大。最后,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关于文明城市评选体系设置,应尽量减少需要大量进行资金投入的评比项目。地方政府也应该量力而行,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参加文明城市评选。有了市级政府的前车之鉴,在县级文明城市的评比中应规范地方政府的资金使用方向,预防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而忽视了自身的财政能力和政府责任问题。2.在当选文明城市后,地方政府应该妥善合理使用财政资金,做好严格的预算决算工作,合理预测未来的公共服务需求水平,提前做好预算规划和土地规划,以防在当选文明城市后激增的公共服务需求不能够及时的得到满足,只能通过财政外收入来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需求。3.地方政府债务和房价调控需同时进行。地方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房价对土地出让收入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影响。一旦房价开始下跌,以房价为支撑的地方政府债务偿债压力上升可能会引发拆屋危机,引发全国性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所以我们应密切关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