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全球范围的第一次和平签名运动是由国际民间组织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发起的，旨在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因此，这场运动是一场非国家行为的跨国集体行动。但是，由于中国民间“群众组织”的特殊性，所以实际上中国这场运动是由党和政府依托“群众组织”发动积极分子动员起来的。同时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新政权还处于巩固阶段，各种特务和会党活动比较活跃，特务和会党在这场运动中的造谣活动，呈现出动员与逆动员的力量较量，展现了具体历史的复杂性。　　动员中主客体的互动方式依赖于动员策略的选择，有效的动员往往是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合，采取各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不断推动的结果。北京市和平签名运动主要通过召集会议完成北京市特别是其各组织单位内群众签名，彰显了组织运作的力量;以庙会为契机号召无组织群众签名，节约了“群众组织”和群众之间的交易成本;积极分子挨户宣传以推行零售政治，展开了针对群众个体进行的沟通和互动;口号与歌曲的渲染，增强了动员话语的渗透能力;和平鸽等符号象征的运用，构筑了群体的潜意识认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动员的实践运作当然并非只限于所描述的几个方面，但是从目前可查阅到的档案报纸资料来看，这几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　　通过分析可知，话语的建构，无疑是和平签名运动的中心环节，它是动员与逆动员斗争的焦点，也是各动员策略依托的核心，因此，动员主体最为重视话语的构建，为此，特别多次反复强调和平签名运动宣传要点，并且在动员实践中注意对群众思想言论的关注，及时纠正和补充话语构建中的错误和盲区，从而最终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和行为。　　《斯德哥尔摩宣言》主要涉及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弹)、建立严格的国际管制和反对任何政府使用原子武器(弹)去反对任何国家，其核心涉及的是禁止、管制和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弹)。北京市和平签名运动宣传要点虽然以《斯德哥尔摩宣言》为底色，但是却完全颠覆了它的叙述逻辑，北京市和平签名运动领导者在宣传要点中对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减、改编和增添，进行了重构，其核心涉及的内容俨然变成了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通过话语表述的变化，运动领导者操纵和控制着个人认知，呈现了话语、权力、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共谋，并在各种宣传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因而，北京市和平签名运动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某种优势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胜出。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自然不懂原子弹意味着什么，更不懂得什么和平民主价值，他们只懂得自己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和邻里间理应具备互相帮助的道德品德。在对帝国主义和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爱恨想象中，在对经过建构的社会现实认识的基础上，他们怀着质朴的感情，为了捍卫新政权带来的“吃喝不愁”的生活，“为了我们吃的苦，不让旁人去吃”，积极地参加到和平签名运动中去。　　不可否认，民众眼中的和平签名运动与运动领导者话语实践的策略选择密切相关，和平签名运动宣传要点的影响依稀可见。但是同时，由于民众解释理解框架与运动领导者意图之间差异的存在，二者之间无疑也存在着难以消解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