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修辞现象和文化现象,“隐喻”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西方隐喻研究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1980年由莱考夫和约翰逊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隐喻”标志着认知隐喻研究在西方全面深入地展开,致使西方掀起了一股隐喻热潮。我国的隐喻研究也经历了从修辞到认知的转变过程。早在我国古代“比兴”文论的研究中,就出现了与西方隐喻理论不谋而合的思想观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概念隐喻理论”的引进和传播,我国的认知隐喻研究突破了传统修辞学的界限,有了空前的进展。隐喻无处不在,人类的思维从根本上说是隐喻的,没有隐喻人类就不能正常交流。作为最主要的语言形象手段的隐喻是艺术语言的核心。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隐喻翻译效果的优劣对整部作品译文效果的影响很大,文学作品中的隐喻翻译成为翻译工作者们非常重要的任务。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隐喻本身的关注远远胜于对隐喻翻译的关注。人们对隐喻翻译的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入。文学作品中的隐喻翻译问题更是很少涉及。国内对文学隐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红楼梦》和《围城》这两部小说中,其它作品则很少涉及。另外,这些研究大多采用英语语料,很少涉及其它语种的语料。本文首次以《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巨作的俄译本为研究对象,结合现代“概念隐喻理论”,从“死隐喻”和“活隐喻”两方面对比分析原著及其俄译本中的隐喻翻译实例,试图从“映射对等”角度探究文学作品中隐喻的翻译策略。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概念隐喻发展至今人们对“隐喻”本身的研究远远胜于对“隐喻翻译”问题的关注,“隐喻翻译”研究长期处于“无序放任”的状态,亟待完善。第二,传统修辞隐喻与现代认知角度的“概念隐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但归根到底,后者较之前者更本质、更彻底、更深层,能帮助人们更全面、更系统地了解人类自身的语言、思维本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三,隐喻作为最常见的文学创作手段要求人们更加注重文学作品中隐喻及隐喻翻译的研究,译者应当在承认隐喻的可译性和隐喻翻译研究的必要性的前提下,考虑隐喻的文化依赖性,研究文学作品中的隐喻翻译。第四,文学作品中隐喻的翻译应当以“源文的‘喻源域’在译文中实现‘映射’,即源文的喻体意象在译文中全面映现”作为出发点、立足点和衡量译文优劣的标准;第五,在翻译文学作品隐喻的过程中,译者可本着上述“映射对等”原则结合文本具体语境灵活地选择翻译方法,包括音译法、音译加注法、字面直译法、直译加注法、意译法、用译语中的文化意象转换源语喻体以及扩展源文隐喻的喻体以补充喻体的蕴涵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