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合作组织不仅可以为小农户提供服务、争取产业链上的利润,使小农户联合起来面对大市场,化解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而且对于新农村的建设和小农户能力的提升都有所裨益,被认为可以成为中国农业进一步发展的潜在希望。然而,已有研究指出全国逾200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真正能够实际运作的只有10%左右,这10%的合作社实际上大部分又是个体私人企业,跟公司加农户模式中的公司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同时,“空壳社”、“大农吃小农”、“精英俘获”等问题更是与合作社如影相随,合作社面临民主权利和产权收益受到侵占、民主管理经常流于形式、盈余返还点到为止、法律准则一纸空文等批判。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在学者眼中如此众多的“不规范”合作社其生成的背景是什么;在此背景下,合作社形成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在此作用机制下形成的合作社运营逻辑是什么;在如此运营逻辑下,产生了哪些社会后果。笔者以L县M镇为田野点,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查阅二手资料的方法获取资料。在斯科特“国家的视角”指导下,结合本文的问题,笔者以合作社为中心,将合作社放入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境下,对M镇主要的两个合作社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作为政治任务的脱贫攻坚,再配以压力型体制和目标责任考核制,对基层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基层政府无法正常完成工作时候,变通便成为了基层政府的理性选择。在农户不愿参与政府主导的产业项目后,政府通过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发展产业,以期达到合作社带动农户致富的效果。从基层政府利用合作社完成产业发展任务的全局过程来看,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替民致富”的格局,而“替民致富”格局的出现也重塑了乡村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