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犯罪作为一种典型的“互动型”犯罪,最终财产损害结果的发生,往往与被害人参与存在密切联系。然而,传统刑法往往忽视这一重要因素,只从行为人角度进行犯罪认定与量刑处理,难免有失公平正义。近年来,随着“吴英案”等引发广大争议的诈骗犯罪案例层出不穷,愈发引起人们反思,在司法实践中关注诈骗犯罪被害人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以被害人信条学为视角,对我国诈骗犯罪构成进行新的思考,恰逢其时、大有可为。一方面,被害人信条学依托被害人自陷风险、事实支配、客观归责等学说根基,从被害人自我答责角度,为诈骗犯罪中存在被害人过错的情形提供了出罪理由,有助于保护此情况下行为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在当前轻刑化时代潮流趋势下,诈骗犯罪法网却不断扩张,有沦为“口袋罪名”之嫌。被害人信条学侧重于被害人于诈骗犯罪的身份、地位和影响,考虑诈骗犯罪被害人在诈骗事实中的实质不法,排除对部分诈骗犯罪被害人的刑法保护,正是对诈骗犯罪法网的限缩。具体而言,就是通过被害人信条学对我国诈骗犯罪进行限缩性重构。主要从三方面入手:首先,划分被害人参与类型,自我答责适用于自我危险化参与的被害人,而被害人参与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行为则进行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其次,划分被害人的主观认知状态并进行具体分析,对于明知为假和存在具体怀疑的被害人实行自我答责。最后,对行为人诈骗方式为进行划分,特别注意认知缺陷的被害人和认知能力高于社会一般人的被害人两种特殊类型,对于简单拙劣的欺诈由被害人进行自我答责。此外,在将被害人信条学具体运用于司法实践中时,将社会领域分为“生活领域”“市场交易领域”、“投机投资领域”以及“违法领域”,按照不同领域被害人是否存在谨慎注意义务以及程度高低,实行不同程度的被害人自我答责。